善恶并书：明代方志反面人物的收录与书写

善恶并书：明代方志反面人物的收录与书写

何宇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明代地方志在“纪善不纪恶”的主流修志思想影响下，往往以收录正面人物为主，但亦有部分方志人物收录时采取传统史书中“善恶并书”的做法，将反面人物予以收录，这一现象在明代方志中并非个例。明代方志选择收录反面人物与修志者的仕宦经历以及对史志的功用认识有关。在记述反面人物时，明代方志的纂修者会选择性地书写，刻意塑造人物的反面形象，与其他文献中的形象有较大出入，这也要求在使用方志中的人物史料时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 明代方志；善恶并书；反面人物；方志书写

善恶并书是中国史家的一个传统理念，即正面和反面的人物均予以收录。《史记》中设有《酷吏》《佞幸》两传，开创了正史为反面人物立传的先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言：“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辽史》亦直言：“春秋褒贬，善恶并书，示劝惩也。故迁、固传佞幸、酷吏，欧阳修则并奸臣录之，将俾为君者知所鉴，为臣者知所戒。”地方志被认为是一方信史，但书写原则与史书有所出入，往往主张“纪善不纪恶”，收录人物时专注于正面人物，对反面人物则有意回避。明代修志事业空前兴盛，永乐十年（1412）所颁布的《修志凡例》就从官方层面明确了方志对正面人物的收录原则，其中人物门类明确说明：“凡郡县名人、贤士、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文人、才子、科第、仕宦、隐逸之士，仗义以为保障乡闾，尝有功德于民者，自古至今，皆备录其始末。”永乐十六年颁布凡例虽有简化，但依然强调“人物俱自前代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障乡闾者并录。”明代大部分方志均以《修志凡例》为准绳，收录正面人物的事迹，以表教化之意，彰地方之盛。

明代部分方志在为大量正面人物立传的同时，也明确定性并设置了收录反面人物的类目。关于方志收录反面人物的情况学界已有关注，但多以简略介绍为主，并未将其视作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系统探讨。明代方志在收录反面人物时类目设置的情况如何，修志者为何会违背主流思想选择收录反面人物，这些方志对于反面人物是如何书写的，其书写与其他文献相比又有何不同，上述问题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也是在论及反面人物入志这一现象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以此为题，尝试对明代方志反面人物入志这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情况

明代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现存较早的为成化《中都志》，在卷6设有“酷吏”一目，记有9人，均为明代以前有名的酷吏，之后不少时期都有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具体收录情况详见下表。

表1　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统计表

方志

分卷门类

类目

所载人数

成化《中都志》

卷6

酷吏

9

弘治《兴化府志》

卷46《礼纪·列传·奸佞传》

奸臣

3

佞臣

3

正德《琼台志》

卷35

罪放

48

嘉靖《江西通志》

卷3《藩省》

奸宄

14

卷9《饶州府》

卷13《南康府》

卷17《建昌府》

卷23《临江府》

嘉靖《仙游县志》

卷4《人物类》

奸臣

3

佞臣

1

嘉靖《广西通志》

卷49

酷吏

5

佞幸

2

嘉靖《增城县志》

卷8《梼杌传》

贪酷类

12

奸恶类

12

嘉靖《陕西通志》

卷16《文献·帝王》

窃据（附）

14

卷40《政事》

鉴戒

28

嘉靖《邵武府志》

卷15《外志》

奸佞

4

嘉靖《宁州志》

卷15

贪酷

3

嘉靖《真定府志》

卷22《传四》

僭据

3

卷32《传十四》

鉴戒

50

嘉靖《兴宁县志》

卷4《人事部》

奸臣

1

嘉靖《宣府镇志》

卷42

凶德

10

嘉靖《青州府志》

卷16《传》

外传

21

万历《兖州府志》

卷39《名宦外传》

叛逆

6

奸雄

2

酷吏

8

卷41《乡贤外传》

叛逆

40

权侫

8

万历《严州府志》

卷18《外志》

寇盗（附）

13

万历《通州志》

卷6《传》

外传

10

万历《四川总志》（1581）

卷22《经略·杂纪》

僭据

5

叛臣

6

寇盗

24

万历《安丘县志》

卷28《列传》

俷德

5

万历《江华县志》

卷3

恶行

3

万历《广东通志》

卷68《外志》

罪放

28

贪酷

31

万历《泉州府志》

卷23《国朝列传》

人物末传

2

万历《续修严州府志》

卷18《外志》

寇盗（附）

13

万历《滁阳志》

卷12《列传》

劣宦（附）

6

万历《河间府志》

卷11《人物志》

豪侈

1

吝啬

1

□壬

10

乱窃

3

嫉妒

2

万历《平阳府志》

卷2《历代藩封》

窃据（附）

4

万历《朔方新志》

卷3

窃据

2

叛乱

3

万历《四川总志》（1619）

卷27《事纪》

僭据

7

乱臣

13

群盗

32

万历《邵武府志》

卷50《人物志》

外传

4

天启《滇志》

卷30《羁縻》

外传

18

从类目种类上看，收录反面人物的类目名称众多。有“酷吏”“奸臣”“佞臣”“罪放”“奸宄”“佞幸”“外传”“奸恶”“窃据”“鉴戒”“奸佞”“贪酷”“凶德”“叛逆”“奸雄”“权侫”“寇盗”“僭据”“叛臣”“俷德”“恶行”“人物末传”“劣宦”“豪侈”“吝啬”“□壬”“乱窃”“嫉妒”“叛乱”“乱臣”“群盗”等31种。类目名称繁杂，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地方上的贪官酷吏；二是奸臣佞臣，尤多为居中枢、受宠信而能左右国政者；三是不被历代正统王朝所承认的地方政权统治者，趁乱自立为帝，建立割据政权；四是地方上为祸一方的寇首；五是叛臣，他们本为地方文武官员，效忠中央政权，后因各种原因与之对抗，因此他们“叛”的属性更突出；六是历代被处以流刑到边地的罪犯。此外，还有未明确区分类型的人物，仅以“外传”“凶德”“俷德”“人物末传”等名称加以概括。

从类目设置上看，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会有意识突出人物的反面属性。如万历《泉州府志》强调其为“末传”，认为方志中的反面人物应和“史书列传有其人弗类者”一样“于最后乃列之”。正德《琼台志》言“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说明“罪放”收录的人物是修志者所认为的反面人物，应与被流放至本地的正面人物区分开来。万历《广东通志》亦将与寓贤“羞与伍者”的“罪放”分开记载，以此彰显善恶有别。还有方志选择将反面人物收录进边缘性类目，如嘉靖《邵武府志》、万历《严州府志》、万历《广东通志》等都将其收录进“外志”，万历《四川总志》收录进“杂志”，这些类目并非方志中记载地方的主要门类，将反面人物置于此处，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贬斥意味，同时也可以与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更能彰显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的“惩恶彰善”之意。

从收录人数上看，不同方志的收录数量差别较大。万历《兖州府志》收录人数最多，共64人；其次是万历《广东通志》和嘉靖《真定府志》、万历《四川总志》、《广东通志》收录59人；《真定府志》和《四川总志》均收录53人。人数最少的是嘉靖《兴宁县志》，仅在“人事部”收录“奸臣”仇士良1人。而万历《泉州府志》也仅收录2人，分别为蔡确和吕惠卿。影响收录反面人物数量最主要的因素是篇幅大小，表中收录人数超过30人的方志篇幅均较大，如正德《琼台志》42卷、嘉靖《陕西通志》40卷、嘉靖《真定府志》33卷、万历《兖州府志》52卷、万历《广东通志》更是多达72卷。两部万历《四川总志》分别为34卷和27卷，在省志中卷数并不算多，但因四川地形特殊，极易滋生贼寇叛乱，要求修志者重视对反面人物的收录，以达到警示和资治的作用。总体来说，只有卷数够多，才有足够的篇幅来容纳本就不是方志主流记载内容的反面人物，亦能保证即便收录了大量的反面人物，也不会对方志整体“崇善”的主旨造成影响。

从时空分布上看，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呈现出明显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嘉靖、万历两朝为收录反面人物的高峰期。嘉靖年间共有11部方志收录反面人物，万历年间则多达15部，弘治、正德、天启等朝亦有零星分布。这与明代方志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方志编纂的巅峰时期，在方志基数增大的情况下，选择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数量必然也会增加。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腐败、地方叛乱等问题频繁发生，修志者对于方志“惩恶”“鉴戒”功能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至于地域分布，表1方志涵盖了明代南、北直隶，以及除贵州、河南之外的所有布政使司，分布较为广泛，但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广东地区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流放之地，正德《琼台志》及万历《广东通志》均设“罪放”，以收录被流放的反面人物；四川、陕西等地历史上就存在着诸多割据政权，易滋生战乱，因此“僭据”“叛臣”等类目设置则尤为突出。

二、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的原因

明代方志收录反面人物，既不是极个别的现象，也不是明代方志编纂中的普遍情况，因此在分析其收录原因的时候，既要考察编纂个体的独特之处，也要兼顾当时编纂方志的普遍理念。

（一）修志者自身仕宦经历

明代设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劾百司，巡查地方，地方上亦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兼具司法和监察职能。不少修志者之前曾担任监察御史、按察司副使、佥事等职的经历，或是修志时正任此类官职。如成化《中都志》纂修者柳瑛便以河南按察司佥事致仕、嘉靖《陕西通志》修纂者赵廷瑞时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嘉靖《真定府志》修纂者唐臣亦曾任江西道御史等。更有如周广、林有年、马文炜这样在多地都有监察御史任职经历者。修志者监察地方的经历，也会影响其撰写方志的视角，他们在编修方志时会结合自身的监察经历，注重揭露官员恶行，从而强化方志的惩恶、借鉴功能。马文炜任御史时“治郡守之酷虐，疏释建文死事姻属之为戍者，执法公正，群小忌之”，因而在修志时也认为对于“狂悖凶残”之徒应收录入志以示惩戒。周广“正德中，以治最征授御史，疏陈四事”，直指勾结宁王朱宸濠的锦衣卫钱宁，招致钱宁记恨而“谪广东怀远驿丞”，因此在嘉靖《江西通志》“奸宄”中便着重记述了江西各府参与宸濠之乱的罪人，“以为万世不臣之戒云”。赵廷瑞亦因敢于直言，弹劾张璁、江彬、钱宁等人罪状，“一时直亮之声震中外”，在嘉靖《陕西通志》的“鉴戒”后序中，他也专门以李斯、赵高、王莽、李林甫等祸国佞臣为例，以示鉴戒。

即便是未担任过监察科道官的修志者，同样会因自己曾有相关的仕宦经历而收录反面人物。如万历《江华县志》“恶行”收录了在江华县作恶的刘和尚、邓金虎、李本科3名寇首，其中李本科便由修志者教谕滕原庆亲自擒获。刘和尚和邓金虎为联手作恶，故二人须共同记载，李本科则与二人无关，将其收录显然有滕原庆记录自己政绩的因素。

（二）明代修志者志属史法的观点

纵观明代方志的序言可知，明代的修志者们普遍认为志属史法，一地之志就如一方之史。万历《贵州通志》序：“国家建置列省，以藩屏帝室，即五等分封遗意。而今列省之各有志，即古列国之各有史，其义一也。”万历《襄阳府志》序：“郡国有志，志故也。其文则史，犹之鲁有《春秋》云。”前文已言善恶并书是中国史家传统理念，正史列传中往往收录有《酷吏传》《奸臣传》等，以示惩劝，因此不少方志编纂者也认为有必要在方志中收录反面人物，以仿史法。嘉靖《广西通志》就认为“彰善瘅恶”乃“史之不能无者”，因此设置“酷吏”“佞幸”来收录反面人物。成化《中都志》言：“孔子修《春秋》，立经世大法，善恶悉书以示劝惩，后之作史者宗焉。盖善者书之而恶者不录，则乱臣贼子无所警惧，将何以垂法后世哉？”修志者认为《春秋》为后世史书之宗，地方志也应继承《春秋》善恶悉书的做法。万历《严州府志》同样认为应效仿《春秋》：“史家所载善恶必书，以昭劝戒，《春秋》不纪祥瑞，仅见获麟，而灾异则迭书之，示警也。”嘉靖《江西通志》凡例中则言“《史记》有奸臣、酷吏之传，今志仿古史也，凡奸宄不臣，及贪酷显著者，皆据迹直书，以垂永戒”，认为方志乃仿《史记》之例，必须对不法之臣也秉笔直书。

然而，在普遍认为志属史法的明代，即便是没有收录反面人物的志书，不少修志者也并未避讳史书记恶而志书不记的问题。如万历《温州府志》言：“而史有专官，世相及也。志惟有位者之所委畀，更数十载而始一作之，其所重者在于品藻人伦，昭示衡鉴，使世有所劝而惩焉。史以官为守，故得善恶并书，以信其笔，行其直。志徒载笔，近史而非若史之有专官也，其所书者，非郡邑大夫则乡之先达，亦不得不少讳矣。”修志者认为方志与史书的修纂区别在于有无专官，有了专门修史的史官，则选择收录人物事迹这一行为便有了权威性，无论善恶的记载皆是信史，他人难以置喙。但修志是地方之事，由地方官兼修，所记对象又是地方上的官员或先贤，不得不有所顾忌。万历《湖广总志》同样认为“今郡邑之志，亦国史之流也，然国史纪善恶而彰褒贬，郡邑之志则纪善而恶不书，以褒贬者，予夺之权非人臣所能专也”，即在方志中将所记对象定性为反面人物的权力并非地方官员所有，因此不敢加以记载。可见，即便没有收录反面人物的修志者中，也有人认为收录反面人物是有必要的，有不少修志者认为在修志过程中，碍于修志成员的专业性，地方士人利益等因素的限制，并未具备将这些人物收进志书的条件，才放弃收录。那些坚持收录反面人物的修志者敢于冲破地方修志的种种局限，以史家笔法将反面人物事迹载入方志警示后人，在明代方志中更显其特殊价值。

三、明代方志反面人物的书写及其特点

明代方志所收录反面人物，既有历史上知名的奸臣、佞臣，也有影响力有限的地方酷吏。通过将这些在明代方志中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的记载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相对比，可以总结其书写特点，并从中揭示修志者如此书写反面人物的作用。

对于正史中已被列入“奸臣”“酷吏”等反面传记中的人物，收录反面人物的明代方志对其事迹记载与正史相差不大，甚至直接以正史记载为主要参考。如被收入《宋史·奸臣传》的黄潜善，在万历《广东通志》“罪放”及嘉靖《邵武府志》“奸佞”、万历《邵武府志》“外传”中亦有收录。万历《广东通志》中的原文记载如下：

黄潜善，邵武人，登进士，历右司郎中。宣和六年，东都地屡震，草木变异。徽宗惧，欲弃燕。潜善按视，以无害闻。遂诏天下增徭固燕，骤迁潜善户部侍郎，坐事外谪。靖康之难，潜善入援。高宗即位，拜中书侍郎，时右相李纲知其奸，将并伯彦逐之，未行。潜善进右仆射，反谮罢纲。大学士陈东论纲不可去，潜善、伯彦不可任，潜善恚，会欧阳彻上书诋时事，潜善乘间启，并东诛之。明年金人攻陕西，四方盗起，匿不以闻。御史张所、马伸先后论劾，并坐谪。寻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郓、濮陷没，宿、泗大震。右丞许景衡请帝避其锋，潜善谓不足虑，日听浮屠说法。俄泗州奏虏且至，帝大惊，决策南渡。潜善、伯彦方对食，得报，始仓皇策马南驰。都人争出，死者枕籍。中丞张征等论劾，责置英州，至梅州死。潜善嫉害忠良，李纲、张悫、宗泽诸臣相继贬逐。中外切齿，论者以失刑为恨。相较于《宋史》的记载，万历《广东通志》的记载较为简略，碍于篇幅省去了不少细节，而嘉靖和万历两部《邵武府志》均直接照抄《宋史》中的原文。黄潜善是福建邵武人，两部明代《邵武府志》在收录反面人物时敢于将本地人物收录其中，是十分难得的，充分彰显了《邵武府志》“以为事君者之戒”的目的。清代的福建方志，如乾隆《福建通志》、咸丰《邵武县志》、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均不再设置反面人物的类目，不再为黄潜善专门立传收录，仅在“选举”类目中提及黄潜善。

黄潜善最后被流放至广东梅州，在万历《广东通志》中被收录进专门为流放至广东的反面人物所设的“罪放”一门中，其记载相较于《宋史》简略，但依然记录黄潜善恶行以彰显其反面身份。而在道光《广东通志》中，黄潜善被收录进“谪宦录”：

黄潜善，字茂和，邵武人，擢进士第。宣和初为左司郎，高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寻谪江州，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帝渡瓜州，幸镇江，敌兵蹑其后。潜善疏言艰难之时，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张澄劾之，乃罢潜善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落职居衡州。郑悫又论潜善、伯彦均误国，而潜善之恶居多，王廷秀继以为言（《宋史》奸臣本传）。建炎三年三月乙未，贬潜善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十二月癸酉，卒于英州（《宋史·高宗纪》。按本传作卒梅州）。将道光志与万历志相比，可以发现道光志对于黄潜善的记载更为简略，且文中并未直言黄潜善恶行，仅客观陈述其生平履历及贬谪缘由。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便是收录类目性质的转变，万历《广东通志》“罪放”明确表示：“流寓自汉唐以来，概多名贤，不得以徙谪替也。旧只沿其文彩名位，尽滥收入。而恶极罪大，乃寓贤羞与伍者。今别为‘罪放’，载‘外志’。”因此“罪放”所收录的均为行恶而导致谪贬者。但在道光《广东通志》“谪宦录”中，不再对人物加以善恶属性上的区分，而是将所有流放至广东的人统一收录，收录的人物中既有黄潜善、童贯、蔡京这样的反面人物，亦有苏轼、李纲等名士。黄潜善从一个被贴上反面标签的类目转变为没有具体善恶区分的类目，对人物的记载也不再需要强化其反面属性，而是遵循“述而不论”的修纂原则，平实记述。

由上可见，对于历朝历代知名度较高的奸臣，明代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中，记载往往与正史等主流文献出入不大，其书写符合大众对于这些反面人物的传统认知。但在未设立反面人物类目的方志中，此类典型的反面人物则不会被单独立传，毕竟大部分方志依然遵循主流，仅会为名宦先贤等正面人物立传。即广东作为自古流放之地，道光《广东通志》不得不在“谪宦录”中收录，但会淡化其负面评价，注重人物经历的客观叙述。

然相较于早已被打上“奸臣”“佞幸”等标签的知名人物，一些未被正史所收录，或是被收录进《列传》的人物，也会被明代方志收录进反面类目之中，对于此类人物的反面书写则更值得关注。如成化《中都志》“酷吏”中的曹翰，原文记载：

曹翰，大名人，初为郡小吏，事周世宗，尝杀降卒八百。宋开宝中为颍州团练使，讨江州，翰怒其久不下，城破遂屠之，死者数万人。翰因载庐山东林寺五百铁罗汉像归颍州，新造佛舍，发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置铁像于上，时号“押纲罗汉”。以平江南功进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后以贪纵不法，贷命流登州。成化《中都志》记载曹翰杀降卒、屠城数万人、贪纵不法，俨然一个酷吏形象，与其他方志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如《大明一统志》载：

曹翰。大名人，少为郡小吏，多知数，饮酒数斗不乱。仕周，至枢密承旨。宋初，从太祖征泽潞，及平江南。太宗时，又从下太原，征幽州，皆有功，累迁左千牛卫上将军。攻幽州时，士卒掘土得蟹以献，翰曰：“蟹，水物，以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曹翰作为北宋名将，其籍贯所在的方志对他亦有记载，如正德《大名府志》“材望”对曹翰的记载与《一统志》基本相同，万历《保定府志》“宦迹志”则载：

曹翰，大名人，少为郡小吏，好使气陵人，不为乡里所誉。乾祐初，周太祖镇邺，与语，奇之，以隶世宗帐下。从征瓦桥关，会班师，留知雄州。太平兴国五年，从幸大名，拜威塞军节度，仍判颍州。复命为幽州行营都部署。诏督役开南河，自雄达莫，以通漕运，议筑大堤以捍之。翰遣徒数万，伐巨木于汉境，遣骑五，授五色旗为斥候，前遇丘陵水泽、寇贼烟火，则各举其旗以为应。又起烽燧于境上，敌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数万以济用。讫事归镇。清代直隶地区方志亦载：“曹翰，大名人，少为郡小吏，多智数。仕周，至枢密承旨。宋初，从太祖征泽潞，及平江南；又从太宗下太原，征幽州，皆有功。累迁左千牛卫上将军。”“征泽潞，征蜀，征太原、江南，著有劳绩。塞澶州决河及阳武堤，又筑雄、莫大堤，董役赴功，工以不懈。拜威塞节度。有罪，流锢登州。雍熙二年起官，卒至左千牛卫上将军。赠太尉，谥武毅。”

再看正史对其记载，曹翰在《宋史》中被单独立传：

曹翰，大名人。少为郡小吏，好使气陵人，不为乡里所誉……世宗征淮南，留铠甲千数在正阳，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归京师。时翰适从京师来诣，过正阳十数里许遇之，虑劫兵器为叛，矫杀之。及见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悦。翰曰：“贼以困归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尽在正阳，苟为所劫，是复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时全师雄拥众十万余据郫县叛，谋窥成都，翰率兵会刘光毅、曹彬等讨平之。未几，军校吕翰杀武怀节，据嘉州以叛，翰及诸将夺其城。谍知贼约三鼓复来攻，翰戒知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剑南遂平……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无噍类，杀兵八百。所略金帛以亿万计，伪言欲致庐山东林寺铁罗汉像五百头于京师，因调巨舰百艘，载所得以归。录功迁桂州观察使、判颍州……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翰在郡岁久，征敛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优容之。会汝阴令孙崇望诣阙，诉翰私市兵器，所为多不法。诏遣御史滕中正乘传鞫之，狱具，当弃市，上贷其罪，削官爵，流锢登州。由上可见，《宋史》虽记载曹翰杀降卒、屠城、贪纵不法等行为，但同时也详述他在征伐淮南、平定全师雄叛乱、讨平吕翰之叛、征幽州等战役中的诸多功绩，展现了其复杂的人物形象，并非对其全然否定，符合史书善恶并书的理念。

大部分方志记载人物主要是为了彰显地方名宦、人才之盛，如正德《大名府志》“人物志”言：“魏博，河朔名藩，峙流萃秀，豪奇茂爽之才，硕伟光明之器，彬彬辈出。不有以志之，则堂堂畿辅，徒耸虚声，而百世之下，其何景象以自奋耶？作人物志。”万历《保定府志》亦言：“至于本朝，治关内，试三辅，文德既洽，犹有甘棠之遗风焉。乃述所闻知，作宦迹志。”曹翰作为本地知名人物，这些方志在将他收录进“人物”“宦迹”类目时，必然要彰显其功绩与正面形象，故多选取能彰显其军事才能与功勋的事迹进行记载，对其负面行为或略而不提，或轻描淡写，以符合方志“扬善”的主旨。正德《大名府志》着重于其军功和军事才干的记载，凸显其“材望”；万历《保定府志》则详述其督役开河、筑堤捍敌的具体举措，展现其治政与军事方面的能力，对其残酷行径均讳莫如深。

成化《中都志》将曹翰置于“酷吏”类目之下，其记载则明显侧重于曹翰杀降、屠城、贪纵不法等负面行为，对其军功战绩则几乎未提，从而塑造出一个纯粹的酷吏形象。这种选择性叙述，是为了服务于方志中“酷吏”这一反面类目的设立宗旨，即通过收录此类人物警示后人，其记载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教化意图，即“取贪酷显著者略书一二，使后之为政者知所鉴戒云”。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曹翰以“酷吏”的形象起到更好的鉴戒作用，修志者有意修改了曹翰的结局。按《宋史》记载，曹翰“征敛苟酷”，但宋太宗屡屡以其战功卓著而宽容，直到孙崇望诉其“私市兵器”，这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是十分敏感的罪行，曹翰方因此获罪。在成化《中都志》中，“私市兵器”这一行迹则被隐去，而是直接以“贪纵不法，贷命流登州”。这样书写更有利于塑造一个符合“酷吏”标签，因贪酷而受罚的形象，而且也能隐去皇帝因其有功而对其贪敛的放纵这一事实，避免在方志中呈现统治阶层对贪腐行为的纵容，从而更纯粹地传递贪酷必遭惩处的警示意义。

前文所举两例均为明代以前的人物，而且均被收录进正史，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大，对他们的记载有不少史料可供参考。那么对于同样处于明代的人物，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又会如何记载，之后的方志又会如何书写？以嘉靖《广西通志》“酷吏”中的朱志荣为例，朱志荣是正德三年（1508）的进士，四年巡按广西，与嘉靖十年（1531）成书的《广西通志》时间接近，以他为例更能体现方志对当代反面人物的书写特点。《广西通志》“酷吏”载：

朱志荣，字仁叔，湖广夷陵州人。性鸷悍，遇人无礼。正德戊辰进士，拜监察御史。按广西，以刻削为事，入其网无或脱者。每扬言荐举方面，预索谢银，稍缓即阴中以祸。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儿，色甚妖丽，志荣觇之，夜属门皂诱致卧内，自知秽闻于外，不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谓兵备副使陈阳曰：“公可作成我。”阳解其意，乃大索上官莫杨等金银。杨等具数请裁，上下诸司闻风，皆具谢礼银，编号送之，如潘则曰“米”字号，林则曰“木”字号。都指挥彭铎为之会计，公然以为当得。于是淫刑日逞。全州判官庄昌期偶以事至，志荣嗛其举止近傲，遂重挞之而死。分守柳庆右参将张祐盘出赃银万计，疏闻于上，逮赴诏狱。复命刑部郎中顾政、锦衣卫千户马璘按问其事。既核实，彭铎乃自缢死。于是志荣发贵州充军，天下快之。之后雍正《广西通志》“杂记”、乾隆《庆远府志》“轶事”、乾隆《柳州府志》“杂志”均为朱志荣单独立传，并且全文援引了嘉靖《广西通志》的记载。上述3部方志均没有为反面人物专门设立类目，但修志者显然认为朱志荣的行为具有特殊的警示意义与地方记忆价值，故而选择以“杂记”性质的类目将其劣迹保存下来。如乾隆《庆远府志》所言，收录此类事迹是为了“博综者取裁之资”，避免“挂一漏万之羞”，《柳州府志》亦强调“杂志”收录的是“志乘集传之绪余”，即便“类虽不一”，但“要必于柳相繁属者，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朱志荣的案例，因其在广西任上的所作所为，其“酷吏”形象已成为广西地方历史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一部分，修志者通过将其纳入这些具有补遗、备考性质的类目，使得这种负面的地方记忆得以延续，为后世为官者提供借鉴。

朱志荣籍贯所在地的明代湖广方志中，均未有朱志荣的单独传记出现，仅在“选举”类目的名单中有所收录，显然，朱志荣作为监察御史却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其形象已经很难被同时期的明代方志纳入“人物”“名宦”等彰显地方荣誉的类目之中。其籍贯所在地的方志遵循主流原则，对这位行为不端的乡人选择了沉默，与前文提及的黄潜善一样，仅在“选举”类目中客观列出其姓名、进士身份及年份，以此维护地方先贤名录的纯粹性。

清代的湖北方志中，则出现朱志荣的单独传记，但记载简略，而且内容雷同。以康熙《荆州府志》为例，“人物”中记载：“朱志荣，夷陵人，正德戊辰进士。官御史，直声震一时，以忤旨坐贬，虽数罹忧危，而风概凛然，不为稍屈”。乾隆《东湖县志》、同治《宜昌府志》、同治续修《东湖县志》均沿袭该记载。这一记载与广西方志中的形象差别极大，将其描绘成一个因“直声震一时”“风概凛然”而“忤旨坐贬”的正直官员形象，与广西方志中的酷吏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志中朱志荣书写的差异，与方志修纂者的地域、立场及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清代湖北地区的方志，在为朱志荣这位乡人立传时，倾向于重塑其正面形象，淡化乃至抹去其在外地为官时的劣迹，转而强调其“直声”与“风概”，即便提及贬谪，也将原因归结为“忤旨”，而非贪酷不法行为。此外，相较于黄潜善和曹翰，朱志荣作为一名在历史上影响力有限的官员，史料对其记载有限，这也给本地方志试图重塑朱志荣的正面形象提供了一定可操作的空间，毕竟正史等主流文献对其记载较少，后世修志者在缺乏更多参照史料的情况下，更容易依据地域情感和“为乡贤讳”的心理进行书写调整。因此无论是广西方志将其记载为一个典型的酷吏，还是湖北方志将其塑造为一个正直的御史，全是为了打造一个契合本地人情感，属于本地的地方记忆。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明代方志对反面人物书写的三个特点。首先，书写具有鲜明的选择性。那些已被正史等主流文献定性为奸臣、佞幸的知名反面人物，若方志设有专门的类目，其记载往往与正史出入不大，符合大众的传统认知。对于历史上形象复杂的人物，通过对比其他史料及其他地区方志可以发现，收录反面人物的方志会聚焦其负面行为，有意识地对人物事迹加以裁剪，忽略人物的正面事迹，以强化反面人物的标签，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反面人物，以起到更好的鉴戒作用。其次，书写具有引导性。这种引导性主要体现在修志者通过对人物事迹的选择性叙述、对细节的刻意强化或淡化，乃至对人物结局的修改，来彰显修志者自身所希冀的教化意图。成化《中都志》隐去曹翰“私市兵器”的具体罪由，仅以“贪纵不法”概括其获罪原因，从而更纯粹地显示“贪酷必遭惩处”的警示意义，避免因涉及皇帝对功臣的纵容而削弱教化效果。最后，书写具有承续性。嘉靖、万历两部《邵武府志》均有专门收录反面人物的类目，在书写上均沿袭了黄潜善作为历史知名奸臣的形象及其事迹。广西方志对于朱志荣的反面书写同样体现出这种承续性，从嘉靖《广西通志》将其置于“酷吏”详细记载其贪酷劣迹，到雍正《广西通志》、乾隆《庆远府志》、乾隆《柳州府志》等后世方志，虽未再设专门的“酷吏”类目，但仍以“杂记”等形式全文援引其事迹，使得朱志荣这一“酷吏”形象在地方记忆中得以延续和传承。

结语

善恶并书不是明代修志的主流，但也绝非个例，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修志者的仕宦经历提供了主观动力，明代志属史法的观念确立了理论基础。在具体的人物书写中，通过对反面人物事迹选择性地书写，使反面人物的鉴戒和警示作用更为突出。在认为志属史法的明代，历代史书中所收录的反面人物是明代修志者在修纂方志时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即便在“纪善不纪恶”的主流思想下，也有部分修志者选择遵从史法，强化方志的史书性质，坚持将反面人物收录入志，也是明代方志事业发展至繁荣时期所产生的多样性的具体表征。

通过对明代方志反面人物与其他方志书写的比较，可以发现方志地域特征及类目属性对方志人物书写的影响。方志作为地方文献，修纂带有强烈的地方立场与情感色彩。对于籍贯在外、在本地有不良行径的人物，多会直言其过，甚至大肆渲染，以儆效尤。而对于籍贯本乡、虽有劣迹却又不忍全然否定的人物，则可能采取淡化甚至重塑的方式，力图维护地方先贤的正面形象。这种因地域归属不同而产生的书写差异，使得反面人物在不同地域的方志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地方记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物所属的类目属性同样对方志书写影响深远。方志类目设置本身就蕴含着修志者的价值判断与编纂意图，如“酷吏”“奸臣”等专门反面类目，其收录标准就注定了书写方式带有批判性，旨在通过集中呈现负面人物的劣迹以实现警示教化功能；而“人物”“宦迹”等彰显地方荣耀的类目，则更倾向于选取人物的正面事迹，即便涉及负面行为也多采取隐晦或淡化处理。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4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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