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报》、忆罗斌

文丨沈西城

我怀念《新报》，老板是胖嘟嘟、一脸和气的罗斌。他长袖善舞，其他报纸莫能与之争。

我说过最喜欢的报纸是《明报》，因而一连写了几篇追念《明报》的文章，忆述编辑部的同事和朋友。有人问我：“沈西城，《明报》以外你喜欢的还有哪些香港报纸？”问题不难答复，我最怀念的第二张报纸，就是《新报》，老板是胖嘟嘟、一脸和气的罗斌先生，我们管他叫社长。

我到《新报》工作，正值六七暴动，菠萝（即手榴弹）满地，上班、下班，走路，一步一惊心，生怕踩中地雷，万劫不复。那为什么要犯险？想找零用钱呗！承珠海书院新闻系主任陈锡馀教授介绍，去了《新报》做暑期工，职位是校对。校对主任是一位冯姓中年，工作顶真，同事们很怕他。我校的第一篇文章，无独有偶，正是后来成为了我好大哥倪匡的《女黑侠木兰花》。人人都说倪匡的字非常潦草难辨，我不尽同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字是改良的草书，草得有据，并非乱涂。”没错，只要你顺着笔画看，他的字有迹可寻。我上班才三天，冯主任似乎很满意，就把倪匡的《木兰花》全数交由我校对。

校对在报纸行业当中，说来是一个很低微的职位，却是很重要的考验。校对嘛，每天接触不同类型作家的稿件，眼界扩阔，从中取经。那时候，除了倪匡的稿件，我还接触到古龙、卧龙生、龙骧等作家的文字，他们每个人的文章风格，默记心中。这对我以后写作，起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校对，让我第一步跨进写作领域，同时也促进了我文字的成熟。

《新报》从小报做大

说起来，罗斌社长去世已十四年，我屡在梦里见到他。几年前农历七月某夜，老人入梦，我告诉他：“社长，你平生心血的报纸，停刊了。”他神情木然，不置一词。《新报》始创于一九五九年，起初只是一张小报，可咱小广东罗斌长袖善舞，智赛隋何，看重新闻，力拓副刊，一时间，名家纷纷来投：杨天成、倪匡、龙骧、依达、卧龙生、诸葛青云、古龙、郑慧、迟宝伦、岑凯伦、何行、石冲，粒粒皆星，颗颗明珠，其他报纸莫能与之争。

上面说过我在暴动时进入了《新报》当校对，其实不限于校对，还兼任了采访纪录，记者在外打进电话报道新闻内容，我就一笔一笔地记下，交与编辑主任，工作加了，人工不加。那时我已经想当作家，《新报》老总罗辑，是罗斌胞弟，副老总黄朗秋是名作家，三毫子小说他写了不少，我也看了不少，少不更事，向他毛遂自荐，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小校对，胆子忒大！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新报》的全盛期，老朋友马龙，应龙景昌之邀入《新报》，编彩色副刊，销量急升至十五万，是香港销量前列报纸。我偶也会为《新报》写稿，只是打游击，不扎营。九十年代初，我写了几个长篇推理，发表在副刊，罗斌厚我，以“环球出版社”名义结集，销路不恶。一九九六年，我到“环球”做事，主编《武侠世界》，《新报》已转让给郭应泉，后又易主英皇老板杨受成，我感纳闷。

有一天下午窗外有风雨，我跟罗斌独对于他四楼办公室，忍不住问原委。罗斌则回答清脆：“九七后报纸难做，不如趁早卖掉！”为什么如此悲观？罗斌说白，两地意识形态不同，融合需时，报纸不容易做。以其难做，倒不如不做！（说穿了，就是怕赔本。）

我对罗斌有一点认识，政治上他并不起劲，保持中立。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生意人，一切赚钱为上。适应时代，他靠拢台湾，当上自由总会主席，每年率团回台庆祝，蒋介石华诞，组团祝寿。为的是旗下刊物全台通行。我问：“内地政策不同，出版要经审批，经营上有困难？”他摇头，叹口气：“沈先生，也不全然是这回事，回归是好事，可我年事已老，健康不佳，精力有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倒不如告老还乡好了！”我劝他把环球出版社办下去，他望着我说：“除非你应承我一件事——”啥事体？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接—办！”哎呀，我哪有这种魄力，抱拳告退矣！

他坐言起行，把家产悉数出卖，峨眉药厂最早脱手，环球出版社经我手转让文化传讯，还说要把那辆劳斯莱斯送给我（社长，不要作弄我了，我连汽油也买不起呀！）最后连百德新街祖屋也处理掉，带着一家大小移民枫树国。老人在世时，常要我过加拿大见面，怕坐飞机，每趟都推。二零一一年罗斌回港邀我喝茶，席间说：“沈先生，我身体不好，能见一次就一次吧！”我不禁想起李昌祺的诗——“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那天握手告别，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武侠世界》终究结束

我曾很骄傲地说：“社长，我很荣幸，也很骄傲，因为我保存了你唯一心血《武侠世界》，我不会让它烟灭！”话说大了，经不起时代巨轮的蹂躏凌辱，《武侠世界》在完成了它一个甲子的光荣任务，也告老还乡去了！柳宗元诗云——“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少了一个可亲炙的前辈，在我是苦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