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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安妮·卡森。新京报制图
文 | 唐山
“我二十多岁之前几乎没怎么写过东西，因为我主要画画。我只是画画，年轻时偶尔会在画上写点什么，但我主要还是对画画感兴趣。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拿过许多重要的国际诗歌奖后，76岁的安妮·卡森不出所料地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安妮·卡森没想当文学家，作为加拿大人，快40岁才有美国文学杂志肯发表她的作品，首部诗集《短言随谈》出版时，她已42岁。她称自己是“写东西的人”，而非“诗人”。
安妮·卡森模糊，她的诗更模糊：普通读者称其晦涩、故弄玄虚，却被诗人黄礼孩赞为：“最初看安妮·卡森的诗歌，就为她强悍的力量所震撼，她作品展示出一种百步穿杨的力量。”当代欧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由于我比卡森大二十岁，或许我离世时的遗憾之一，会是看不到她穷其一生的作品。”（注：布鲁姆于2019年去世。）
不同评价间，隔着“自白派”——20世纪风靡美国的一个诗歌流派，诗人们摘下面具、向读者彻底坦白，将最私密、最痛苦的经验倾诉给读者。“自白派”是用来感受的，放下“抒情诗执念”，才会被它震撼。永难忘怀罗伯特·洛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们的炽烈——被时光风吹雨打的“我”，该何去何从？当世界如此斑斓，“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我”究竟是谁？
所以，安妮·卡森会写下：“我不想成为一个人。我想超越这份忍受。/从爱人到爱人，爱得最生态。”
只是安妮·卡森更不幸，活在信息过剩时代，不论怎样发声，都会瞬间塌缩成信息，无法说清你是谁——怒吼、呻吟、决绝之类，已沦为表演，并因太多重复，显得毫无创意。如果说自我曾是一个世界，如今它正被外部世界所稀释、所屏蔽。
1950年，安妮·卡森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父亲作为银行职员，因工作调动不断搬家，给了她一个游牧式童年，让她看到外部世界的“彻底无聊”。高中时，她在一家书店里被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残篇击中，仿佛找到了自己，可1974年考入多伦多大学后，她又两度退学，去当平面设计师和排版员，又两度回到大学，1981年才拿到古典学博士学位。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安妮·卡森的成长历程：在现实世界与自我世界中，她反复徘徊，一会儿倒向一边，一会儿倒向另一边。正如黄礼孩写道，安妮·卡森会在三张桌上写作，分别称为学术桌子、写作桌子和艺术桌子，她同时使用它们，“好像是在相互异花授粉”。因为难以取舍，只好把它变成行为艺术，不再追求所谓的意义。
这种“混乱”让安妮·卡森的诗异常迷人，既有伍尔夫式的“一天之内，成千上万个想法涌入你的大脑；成千上万种情绪相遇、碰撞、消散，最终以惊人的混乱告终”，又有古希腊各种典故、隐语，还有自白派的力量与反讽。
人生注定遭遇无限复杂的岔路，当世界越来越庞大，使自我如此渺小，甚至难以看清时，人人都会邂逅“安妮·卡森时刻”——孤独、无奈、绝望与无力感，就会突然读懂她的话：“作为一个人，说话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克服这种无力感。”
说出来就是一切——安妮·卡森写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写的能震撼心灵，它们在提醒：还有一种美，可带你走出困境。
撰稿 / 唐山（专栏作家）
编辑 / 徐秋颖 何睿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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