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5月，辽宁旅顺港，最后一批苏军登船离岸，中国方面开始接管港区设施。这场交接没有炮火，也没有谈判桌上的剑拔弩张，却牵动了中苏两国关系，更牵动着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受损的海疆主权。
旅顺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不只是因为它临海。港口深入辽东半岛，外口狭窄，内港宽阔，三面有丘陵遮护，冬季又少有封冻。舰船进入之后，既便于停泊，也容易凭借岸防工事形成防御体系。向南望去，它与山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遥相呼应，正好扼住渤海门户。
清朝经营北洋海军时，李鸿章曾在旅顺和威海之间反复权衡。1881年，他亲自到旅顺考察，此后炮台、船坞、鱼雷营和军舰泊位陆续修建。到甲午战争前，这里已经是清朝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
可惜，坚固的炮台并不能弥补指挥混乱与军纪废弛。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随后发生严重屠杀。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却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白银。
清廷以为危机暂时过去，沙俄却紧接着伸手。1896年，中俄签订有关结盟和铁路的密约，沙俄借机扩大在东北的影响。1898年，俄军南下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被迫签订租借条约，旅顺成为沙俄经营远东海军的重要基地。
这块港口的归属，后来又因日俄战争发生变化。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依据《朴次茅斯和约》，日本接收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权益。此后数十年，旅顺一直处在外国军队控制之下。它的变化看似是列强之间的转手，实质却是中国没有自主决定权。
1945年的局面更为复杂。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同意对日作战，条件之一便是恢复其在旅顺的特殊权益。日本投降后，中苏签订相关条约，旅顺被规定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苏军重新进驻。这个安排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却同样带有大国交易色彩，中国的主权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问题搁置。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他与斯大林谈判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明确表示，旧有安排不能无限延续，旅顺必须回到中国手中。
斯大林起初并不愿意松动既得利益，但中苏关系需要新的政治基础，双方最终在1950年签订新条约，约定苏军在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大连地区。毛泽东曾强调：“旅顺的问题，不能拖得太久。”这句话背后，是对国家主权边界的坚持。
事情并未按原计划推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军事形势骤然紧张。此时中国海军刚刚起步，舰艇数量和岸防力量都十分有限。苏联方面认为，日本尚未签署新的对日和约，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压力仍在，立即撤离可能使旅顺防务出现空缺。
中国方面虽然坚持收回港口，却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安全压力。经过协商，苏军撤离时间被推迟。这个决定带有明显的权宜性质，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主权要求。旅顺继续由苏军控制，成为中苏关系中一处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旧问题。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部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赫鲁晓夫需要改善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希望削弱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强势控制印象。1954年，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旅顺归还问题重新进入正式议程。
苏联军方并不愿意撤走。有人担心，一旦放弃旅顺，苏联在远东的海军活动会受到影响。赫鲁晓夫却认为，旅顺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苏军继续驻扎缺乏充分理由。他对身边人说：“这块地方不是我们的，是中国的。”这番表态，既有政治姿态，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现实盘算。
1954年10月，中苏就苏军撤离旅顺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在1955年5月前完成交接，并将部分军事设施和装备无偿移交中国。1955年5月25日，撤军行动正式展开；到5月底，苏军基本完成撤离，旅顺港及相关设施重新置于中国政府管辖之下。
这次归还并非苏联单方面的慷慨，而是中国坚持原则、国际局势变化和中苏关系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旅顺历经清军经营、日俄争夺、日本占领和苏军驻扎，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到中国手中，结束了外国军队长期控制中国重要军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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