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香港故事丨田埂与法庭之间：香港律师何君尧的行走与思辨

何君尧简介

何君尧先生，（香港）何君柱律师楼高级合伙人，曾任香港律师会会长。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第八届香港特区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

▲何君尧

2026年9月中旬的一天，在位于香港中环新世界大厦的何君柱律师楼的会客室，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何君尧先生接受了红船融媒的专访。在访谈中，何君尧一身西装，这也是香港专业人士日常的着装习惯，严谨得体。

何君尧是一位律师，但其关注与涉足的领域不限于法律，包括乡村治理、政商两界。他的人生，始终穿行在情理与法理、乡土传统与现代法治的交界地带。

我们听他回溯来路，谈论家国认同，辨析爱国者治港的现实内涵，探讨两地法律的碰撞磨合，也直面外界对香港前途的种种疑惑。

良田村走出的客家人：血脉扎根在屯门的泥土里

1962年，何君尧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门区良田村。算起来，何家是香港新界第五代原居民。

早在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之前，何家的先辈便从广东省博罗县一个村庄迁徙至此，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时代的浪潮不断冲刷着新界的土地。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政府推进新界开发，世代居住的旧村落需要被征用，何家与一众村民，整体搬迁到屯门区内另一片安置村落。即便迁居，村庄依旧保留着旧日乡村的氛围，几十栋房屋比邻而建，邻里之间依旧维系着紧密的宗族纽带。

对于亲人与乡亲居住的村庄，何君尧一直充满感情。他因受大家信任，曾担任这个村庄的村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二年。卸任之后，他又把这份责任交到了弟弟手中。

对何君尧来说，是从父辈的言传中受到了“规矩”二字的启蒙。他的父亲早年做过警察，把自律与守规矩的底色可在骨子里。之后，何父下海经商并拼尽全力，只为给家庭争取向上的生存空间。真正在少年时代点燃何君尧法律理想的，却是他的叔叔。

何君尧的叔叔是村子里第一位考取律师资格的人。十二三岁的何君尧，看着叔叔从九龙回到乡村，西装笔挺，谈吐从容，那份风范，深深烙印在乡村少年的心底。对于一个生长于乡土的孩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范本，更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待世界的新窗口。

童年与少年时代，何君尧的大半时光浸润在乡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宗族长辈恪守家规，代代传递客家人的生活习俗。那时候，宏大的“国家”概念尚且模糊，但中华文化的底色，早已融入日常的一饭一俗，流淌在血脉当中。

到四十多岁时，已经是执业律师的何君尧，回到故土担任村长。一边是法庭之上，依规要身着律师袍、恪守程序的司法场域，一边是乡里乡亲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这双重的环境，让他真切体会到，乡村社会运行，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冰冷法条。村民家庭财产分配、订立遗嘱，这些事务需要法律工具兜底；但邻里矛盾、宗族纠纷，大家第一选择不是对簿公堂。作为村长，他在更多的时候充当调停者，倾听双方的难处，劝导彼此各退一步，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在情理与法理之间寻找平衡点。

“情理法三者，要放在一起看待。”何君尧说。这是那段乡村经历教会他的道理。法律不是万事万物唯一的标尺，人性、人情，同样是社会运转不可剥离的一部分。田埂的泥土，就此和律师袍之下的法律信仰，交织成他看待世界的双重视角。

家即是国：在割裂的时代缝隙中长出的身份认同

成长于港英管治时期的那一代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知，有着特殊的时代底色。

何君尧坦言，在自己年少的时候，教科书里写到“秦汉唐宋”的历史时，内容完整丰富；但是涉及近现代中国的部分，却不在考试范围之内。港英当局的治理逻辑很直白：只要民众不挑战管制秩序、维持社会商业运转，本土华人的风俗传统便可以保留下来。新界原住民的宗族习俗，就这样在时代夹缝之中得以留存。

在这种背景下，何君尧的家国情怀自家庭内部自下而上生长出来。儒家的价值，长辈的家风，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就是最原始的家国教育。孝顺长辈，勤勉谋生，拼尽全力托举下一代过得更好，这些刻在骨血里的传统，便是最朴素的文化认同。先懂得爱家人、爱宗族，再由此向外延展，慢慢懂得万家构成一国。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互助传统，天灾之时邻里彼此帮扶，丰收之时一同分享喜悦，集体的观念，早早扎根在心里。

回望历史，何君尧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香港不能简单定义为殖民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推动联合国将港澳从殖民地清单剔除出去，规避港澳走向独立的风险，守住主权的法理根基。回望1899年，新界原住民曾经为抵御外来管制爆发六天的冲突，数百乡民殒命。而后港督布利克发布宣言，许诺保留新界本土风俗传统，才换来地方暂时的安宁。百年流转，待到回归，“一国两制”同样延续了尊重本土生活方式的思路。

读书之时，何君尧也有机会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他记得，素质优良的老师，也在课堂之上传递民族历史。只是时代环境之下，关于新中国的叙事是缺失的。所以，身份认同，不是少年一朝顿悟，而是随着年岁增长，读更多历史，看见民族过往的苦难与抗争，家国的概念才一点点清晰、厚重起来。

一言以蔽之，即便身处异族管制之下，文化的根，从来不曾被切断。那些没有写进教科书的历史记忆，经由宗族、家庭，代代传递，藏进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之中。

“国，是千万个家组成。”这一切，让何君尧深切地理解了“国”与“家”之间的关系。

听其言，观其行：爱国从不是停在口头的文字

当“爱国者治港”成为一个高频讨论词之后，很多人抛出疑问：“爱国该如何评判？会不会沦为一套空洞的话术？有的人嘴上高喊爱国，私下另有所图；有些人批评政府政策毫不留情，却坚守爱国爱港的立场。言语和行动，究竟哪一个更有分量？”

何君尧给出的答案朴素而干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口头表态最容易，人心真伪，要交给时间与行动检验。如今互联网时代，一言一行都会留下记录，一个人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贯，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无处躲藏。”

话题从“爱国者治港”自然过渡到做议员时，何君尧直言“做议员，不能害怕发声”。在他看来，看得清问题，却因为畏惧得罪人、担心损害个人利益选择沉默，这是履职最大的忌讳。当然，发声不等于自负，不需要以“教师爷”的姿态居高临下训导别人，可以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观点，开放给全社会共同讨论——哪怕观点被反驳、被指出视野局限，也无需害怕被人嘲笑无知。不妄自尊大，亦不妄自菲薄，这才是公共参与者该有的姿态。

在采访中，红船融媒还向何君尧提出另一个问题：“社会还有一种普遍忧虑：完善选举制度之后，议会会不会只剩下单一声音，再也听不到批评与质疑？”

面对这个问题，何君尧的回答同样干净利落：“政府不是神，政府也会犯错。”在他看来，为反对而反对，和全盘附和一样，都背离了议会的初衷。过去，在立法会之中，有部分反对派议员本质是外部势力代理人，刻意制造冲突，为了对抗而对抗，那种充满戏剧冲突的争吵，看着热闹，却无益于解决香港实际问题。如今，这类势力已经被挡在议会门外，但这不代表批评声音就此消失。

政党身份会带来集体口径的约束，无政党背景的议员，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度，但发言也要守住尺度，不能脱离现实。现在立法会内部，依旧有着大量针对政策的务实批判。何君尧就经常公开质询政府：为什么部分工程造价高昂，工期拖沓，最终产出的成效却不尽人意？对比内地项目“平靓正”的高效率，香港部分项目为何又贵又慢？官僚主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是公共治理之中需要持续警惕的陋习。

如今的议会，只是少了过去那种火药味十足的戏剧化对抗。少了娱乐性之后，讨论内容的含金量反而更高。民众不习惯这种变化，是看惯了过去冲突戏码产生的错觉，不等于议会失去了监督的功能。

在大是大非面前，何君尧总是情绪澎湃，言辞犀利。

2019年黑暴之中，因为坚定的立场，何君尧承受了巨大压力。他遭遇袭击受伤，个人与家人都受到伤害，父母祖堂坟被暴徒破坏，但依旧不肯退让。那份犀利，不是性格好争，而是面对原则问题时不肯妥协，是其是，非其非。作为建制派广受基层市民欢迎的议员之一，正是这种平日谦谦君子，遇不平事，却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所吸引。日常立法会之中，他也坚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条“量入为出”的财政准则，公开质疑过度举债的治理思路，不认同把借贷当成主要财政收入的模式，以美国巨额国债作为前车之鉴，提醒社会警惕长远风险。

批评可以很尖锐，但所有批评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这座城市变得更好。对何君尧来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这种情怀藏在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发声、每一次行动取舍当中。

两法域相遇：大湾区浪潮下，普通法该如何自处

何君尧手上持有编号“No.90000001”的大湾区内地律师执业证书，是第一位拿到该证的香港律师。

频繁穿梭内地与香港两地，何君尧真切看见，大湾区人员跨境流动越来越常态化，两套法律体系的碰撞，不再只是学术议题，而是无数普通人要直面的日常。

香港沿用普通法，内地实行大陆成文法，两种制度根源完全不同。如今，无数人往返深港两地，有人在香港工作、在内地养老；跨境婚姻越来越多，离婚之后子女抚养权、夫妻财产分割，两地判决互相认可执行；退休人士移居广东、福建，福利津贴异地领取；跨境继承、物业处置，民生难题接踵而至。

就如同运河需要调整水位才能让船只通行一样，民生领域的法律规则，同样需要磨合衔接。过去香港法院的判决，无法直接在内地生效，反之亦然。

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律政司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慢慢打通了部分民事判决互相认可执行的通道，广东计划、福建计划落地，解决香港长者异地领取福利的现实困境，一点点回应普通人的真实诉求。

随之而来的疑问也萦绕舆论：“两地交流日益加深，会不会冲击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动摇香港赖以立身的法治根基？”

“任何社会的法律体系，每一天都在被现实测试、摩擦。”面对上述问题，何君尧并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位律师，他清楚地知道，摩擦本身是常态，有接触就会有不契合，出现矛盾，可以依靠行政调整、修订条例、订立新规来化解。“五十年不变”守护的是宏观制度信心，不代表所有细则都要原地踏步，时代向前，制度自然需要与时俱进。

因为对法律的认知有限，很多人混淆了“司法独立”的真正内涵。针对这个问题，何君尧做了清晰解读——

司法独立，指的是法官审理案件之时，不受外界干预，只依据事实、证据与法律作出裁判；不等于司法可以脱离整个宪制框架自行其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制度设计的根本。回归之后，香港终审法院接过了昔日英国枢密院的终审权力，香港普通法非但没有萎缩，反而不断生长。如今香港终审法院每年处理一百五六十宗案件，产出大量判例，部分判例已经反向被英国等普通法地区参考吸纳，发展出带有中国底色的普通法实践。

当然，何君尧也看到了“融合路上的命题层出不穷”的现实。他也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议题：2019风波之后，数十万人口离开香港，部分香港永久居民长期定居海外。一旦香港派发社会福利，按照现有基本法条文，依旧可以享受本地福利。时代已经变迁，旧的制度设计，要不要跟随现实情况优化调整？他的观点是，“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香港的改变，都值得探讨”。

语言无界，教育有度：在全国英语主科论战中看见从容格局

近期，内地出现一场教育论战。围绕英语是否继续保留义务教育阶段普惠主科地位，汤家凤、胡锡进等公众人物持续发声，引发全社会对基础教育导向、资源分配、文化自信与对外开放的集体思辨。这场争论触及无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也撕开了当下基础教育最真实的矛盾：“是继续全民普惠外语教育、保障寒门子弟的国际视野通道，还是适当降权减负、规避过度内卷与资源浪费？”

常年深耕两地社会与教育环境的何君尧，对此有着极为冷静且务实的看法。在他的认知里，很多社会争论之所以走向撕裂和对立，根源往往是大众习惯性把“工具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把“技术教育”与“意识形态评判”捆绑在一起，英语教育的论战亦是如此。

在何君尧看来，语言本身不具备立场属性，自始至终只是中性的沟通工具、学习工具、资讯工具，不能把学外语简单地等同于崇洋媚外。学习外语，不是对自身文化的否定；坚持母语主体，也不等于要隔绝世界。香港社会多年的双语运行经验，恰恰印证了这种平衡的可行性：“中文扎根文化血脉，筑牢身份认同；英文对接国际规则，服务发展竞争，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何君尧坦言，真正自信的大国教育，不该是狭隘、封闭、非此即彼的。文化自信，是敢接纳、会兼容、能取舍，是读懂自身五千年文明厚度之后的从容开放，是不畏惧外来语言、外来规则、外来知识的底气。如果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弱化外语教育来证明文化自信，恰恰是底气不足的表现。

对藏在争论背后的民众真实焦虑，何君尧同样理解。他认为，大众反对的并不是英语本身，而是长期存在的应试内卷、过度补课、资源错配、无效消耗。很多学生耗费数年光阴、大量财力精力学习英语，最终生活与职业完全用不上，这种投入与产出的失衡，才是舆论争议的核心。社会需要优化的是教学方式、考核机制、分层培养体系，而不是粗暴否定一门基础学科的价值。

从未来的国家竞争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问题，何君尧坚持认为，外语是阅读世界、对接前沿、参与国际博弈的必备能力。科研前沿、国际法律、经贸规则、全球资讯，大量核心内容第一载体仍是英语。放弃全民普惠外语教育，最受影响的是普通家庭孩子，上层圈层始终拥有私教、留学、境外环境的外语优势，最终只会进一步固化阶层差距、阻断普通人向上的国际视野。

与此同时，何君尧也着重强调，母语教育永远是根本、是核心、是根基。深耕中文、读懂中华文脉、建立稳固的文化身份，是所有中国孩子的立身之本。外语是"行路之器"，母语是"立命之根"，二者主次分明、互不冲突。

在情绪喧嚣的公共讨论里，何君尧的观点呈现出难得的理性与通透：教育不要走极端，文化自信无需排外，对外开放无需盲从。真正优质的国民教育，是守得住根本、看得见世界、沉得住焦虑、容得下多元。

喧嚣之下，香港的底气从何而来

近几年，全球经济波动，香港同样承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唱衰的声音此起彼伏，“香港已死”这类论调，从回归之初就不绝于耳。很多人疑惑，香港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落幕。

在何君尧眼中，发出这类悲观判断的人，大多忽略香港独一无二的位置。倘若香港没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外部势力不会耗费心思在这里搅动风波。香港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是中国对接世界的关键窗口。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向东转移，中国作为亚洲核心经济体，大湾区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之一，“9+2城市群”仅仅五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承载全国超一成的经济总量。而香港、深圳两座紧紧相邻的城市，就是大湾区引擎的核心。

香港和深圳加在一起，土地面积不过三千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多万，经济总量却超过六万亿。身处全球经济东移的浪潮中心，天然的区位优势不会凭空消失。全球范围内，能够同时跻身顶级财富管理中心的城市屈指可数：纽约、伦敦、香港。近年，不少中东资本出于安全考量，把资产配置转向香港，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顶尖的个人财富管理中心。

放眼全球黄金交易市场，伦敦、纽约占据绝大多数的黄金交易量，上海快速崛起。何君尧提出的构想是，香港应当全力打造世界级黄金交易市场，从伦敦分流一部分交易体量，助力国家构建完整的黄金市场版图。这是香港可以承担的新历史角色。

当然，城市会遭遇周期，会面对阵痛，不代表就此失去生命力。祖国强大的后盾，一国两制赋予的制度优势，普通法体系、成熟的金融配套，叠加大湾区广阔腹地，多重优势叠加，构成香港穿越周期的底气。那些曾经笃定宣告香港衰落的西方媒体，已经一次次被现实证伪。

当然，优势不等于可以坐享其成。香港也要直面自身顽疾：“建设项目成本居高不下，行政体系之中滋生官僚惰性，这些短板，都需要主动革新，向内求解。”何君尧也提到，香港人不能躺在过往的功劳簿上，要主动向内反思，向内地的先进经验取经学习。

▲何君尧（右）与朱顺忠

守心：做好自己，服务香港，服务国家

采访接近尾声时，谈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及广州律协涉外法律服务分会首任会长，当下心中最大的愿望，何君尧的回答简单而厚重：“做好自己，服务香港，然后就是为国家服务。”

从屯门良田村的乡土少年，到法庭上身披律师袍的律师；从扎根乡里调解纠纷的村长，到议会之中敢于直言的议员。何君尧不断在多重身份之间切换。

乡村教会他读懂人情，法律教会他恪守规则，议会教会他平衡多方诉求。他见过乡土社会的烟火，见识法庭之上严谨的逻辑博弈，亲历议会内部不同立场的交锋，也见证香港几十年来的巨大浮沉。他见过时代撕裂带来的伤痛，也坚定相信这座城市的未来。

采访结束，起身告别。一身西装的何君尧站在会客室门口道别。律师袍承载着法理的重量，田埂之上生长的是人间烟火。何君尧行走在这两者中间，带着新界原居民刻进骨子里的根，以法律人的清醒，直面香港当下的所有复杂与命题。不回避矛盾，不盲目乐观，在现实的摩擦之中，寻找向前的出路。

编辑：张玲梅 朱顺忠

拍摄：崔少泽

视频剪辑：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