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秀才名额，他们挤得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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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想考功名，先得过秀才这一关。考中秀才，名义上不过是官家学校里的一个生员；可人们普遍认定，登上这个台阶，才算真正迈进了科举的门槛。没有这个资格，连考举人的门都进不去。这一关迈不过去，后头的路都是空的。

各地录取生员是有限额的，当年叫“学额”，大县四十名左右，小县二十名左右。学额分到各省、各府、各县，数目是定死的，不分南北东西，一视同仁。单看这一条，是挺公道的：你不能说江南富就多给名额，贵州穷就少给名额。名额面前，人人平等，纸上写得清清楚楚。看制度，看不出毛病。

可各地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江南地区读书人多，读书风气又浓，一个县一届三年，就这么几个名额，挤破头，为求一衿，累得吐血，吐血还得不到。一个“衿”字，说的是读书人身上那件青衫，为了穿上它，多少少年人把半条命都垫了进去。

另一头呢，比如贵州，参加秀才考试的人，八股文起承转合，能做到“起”这一部分，就已经不错了。有人开首两股之后写了“且夫”两个字，考官竟然大喜过望，说人家居然有开讲的意思了，录取录取。同样一张秀才的功名，在江南挤破头，在贵州却是这个样子。

两下里一比，聪明人就动起了脑筋：换个地方考。徐渭，就是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的那位徐文长，当年就是靠做贵州的高考移民，才得的秀才。当然，移民之后，他依旧住在浙江，日子照过。名分落在外面，人还在老家，说穿了，就是冲着那个名额去的。

这样的高考移民，当然碰了落后地区读书人的蛋糕。名额本来就不多，来一个外省的尖子，本地就少一个机会。特别在意科举的清朝政府，就设法堵住这个窟窿，禁止高考移民。制度上补了又补，一副不堵死不算完的架势。这种劲头，别的事上很少见。

到了清代，这样的好事就不多见了。万一考上了，被人揭发是“借籍”——也就是高考移民——则一律严惩。前程摆在眼前，可这条路基本被堵上了。堵是堵住了，堵住的只是路，不是人心里那点算计。只要两地的难易差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总有人愿意赌一把，赌赢了，一辈子就不一样。

这样的防堵，为的是保证落后地区的学额不被挤占，确保地区之间的公平。初衷倒也不坏。站在朝廷的角度，这甚至算一项善政：把便宜留给穷地方，把拥挤挡在外面，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好来。这是规矩里的公道。真要挑毛病，只能从效果上挑——它管住了动的人，管不了往外跑的心。

只是这么堵来堵去，落后地区的科名依然不盛。到了进士那一层，没有了地区的限制，还是江浙两地读书人的天下。由明及清，无论皇帝怎么抑制，怎么照顾落后地区，都没有办法。名额可以匀，水平匀不了。名额是纸上的事，水平是几代人攒下来的事，两码事，混不到一块儿。

其实，解决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多办学校，办好学校。道理摆在那儿，明明白白。这话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就看出一个时代到底有没有真手段了。光会划名额、发文件，那是最省事的；难的是让穷地方真的教得出好学生来，这得几代人接着干。

然而在那个时代，府州县都有官办学校，也设有专职教师，就是八品的教谕和训导。官学的架子搭得很齐，可基本上是不学的，没有课上，也谈不上有人辅导。生员们按期交上几篇作业就算完事，到了后来，连作业也没有人交了。学校成了个空壳子，里头的人各过各的日子。

定期的淘汰考试，也形同具文。制度设在那儿，可没人真按它办；日子一长，条文就成了墙上的一张纸。真要考，也是走个过场，谁也不肯为这种事去得罪人。于是该淘汰的留下了，该管的没人管，官学的名声，也就一天天空下去。

落后地区的私学又不发达，人们的向学之风，总也起不来。没有好先生，没有好书，读书这件事，就长不出根来。公家不给，民间又没有，中间就空了一大块。孩子想读书，找不到地方；找得到地方，也未必有好先生。这一大块空着，多少年都没人补上。

对于这些，官府大抵不闻不问，很少出台政策奖励民间办学。落后地区所谓的私学，就只能由几个可怜的三家村学究包办。他们自己识的字都有限，教出来的学生，能到哪一步，也就可想而知。办教育这件事，不是把几位老先生的墨水瓶摆出来就能成的。

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学究，还真是有。所以这些地方的士绅，也就只能这么混下去，一直到科举废除、学堂兴起，也没有好转。名额是留住了，可留住名额，和留住读书种子，是两码事。一个地方的教育，不是靠把外人挡在门外就能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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