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何贵香丨迈向社会团结：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

作者简介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何贵香，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Abstract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的探索，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有效社会整合的中国式治理创新。以新的社会阶层和新就业群体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要求加强社会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向社会领域延伸。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社会化提供了制度性接口和基层通道。实地调研发现，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在对象交叉、场景对接和制度协同中形成实践接点。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吸纳与社会工作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为工作协同提供了内在依据；领导小组、联动运行与平台整合等工作机制，为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机制联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统一战线的政治吸纳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功能互补，具有双向赋能特征。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均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本质，两者的互融互促使制度覆盖转向人心凝聚，通过利益调节、认同建构与失范风险防范促进大团结，让政治认同和社会整合在群众参与中持续生长。从互融互促到社会整合，贯穿其间的核心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深入社会内部，激活社会自身的整合能力，使社会团结在分化条件下获得扎根日常的制度根基。

关 键 词

Keywords

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工作；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大统战工作格局；群众路线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结构深度分化与新兴社会力量持续涌现，对党的社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均提出了新要求。202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1］。这一部署凸显了社会工作的团结属性和凝聚功能，也为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在新兴领域互融互促提供了政策依据。统一战线的政治整合优势如何转化为扎根基层的治理效能，统一战线工作如何与其他工作协同服务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整合，是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各地建立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向社会领域拓展，将凝聚人心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扎根社会的治理效能。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基层统战工作和社会工作是如何实现互融互促的？

理论界注意到，社会结构深度分化客观上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将各社会阶层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2］。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催生了社会化统战新范式，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党破解多元社会整合难题的战略安排［3］。然而，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在实践中面临一些困境。在对象维度，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从体制内代表人士大幅扩展到体制外新兴社会力量，社会成员脱离传统单位制，原子化动向突出，新就业群体迅猛发展［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流动性强、思想活跃且利益诉求差异大［2］。在组织维度，传统统战工作对新的社会阶层覆盖力有限，基层统战力量薄弱［5］，平台载体亟需从单一走向协同［6］。这要求超越单位统战、系统统战和区域统战的格局，创造社会空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7］，探索以空间重构优化新兴社会力量再组织化的路径［8］。在方法维度，统一战线工作话语需从身份定位向能力动员升级，以“建设力”概念标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动态能力［9］，动员方式从线下动员精英转向虚实并重的精准动员［10］；新就业群体在算法支配下面临多重发展困境，更须夯实政治认同根基［11］，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亟需找到扎根基层和服务群众的实践载体。

从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出发，既有研究从社会团结功能角度探讨了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联。从功能定位看，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2］，以组织化吸纳机制将多元主体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13］，其功能经历了从策略、战略到治道的演进［14］。大团结与真团结的辩证关系［15］、“团结学”理论建构［16-17］深化了对统一战线团结政治的认识，其通过多维机制增强国家韧性［18］，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制度属性应从国家层面把握［19］。从制度安排看，社会工作部组建肩负重塑社会治理格局的使命，是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推动治理结构体系化的重要举措［20］，具有激活基层社会性与统筹协调的功能［21-22］。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的实践表明，结构嵌入与双向建构能将分散的劳动者整合为治理共同体［23］，为统一战线工作扎根基层提供了参照。从方法论根基看，统一战线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在政治联盟领域的逻辑延伸与战略性拓展，二者机制性互补构成完整的群众工作体系［24］，社会工作也以群众路线为根本方法，群众工作是夯实基层政权社会基础的重要路径。

统一战线工作向社会领域延伸，亟需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使政治整合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社会工作是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统筹的大社会事业，是以党建引领为主线的群众工作体系，与统一战线工作具有亲缘性。社会工作部门的组织载体、阵地和网络力量恰是统一战线工作所急需却难以独立构建的支撑条件，为其向基层延伸提供了结构性接口，但制度接口不等于实际贯通，部门间协作仍面临一定的机制障碍。既有研究多在宏观政治层面探讨两者互融互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对统一战线工作向基层延伸的具体路径和衔接机制讨论不充分。

有鉴于此，本文承续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内在贯通的研究脉络，从社会整合视角出发，探讨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路径。本文的田野调查点选择在湖北省武汉市，其在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互融互促方面具有一定典型性。武汉市是中部地区的超大型城市，科教资源充沛，统战资源丰富，对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有诸多探索。近年来，武汉市以新经济形态和新就业群体为代表的新兴领域迅猛发展，社会工作部门积极构建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工作体系和方法。2026年4—6月，笔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座谈会和实地观察等方式，对基层统战和社会工作职能部门，工业园区、社区、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及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展开了调查，获得了一手资料。下文结合这些调研资料开展论证。

二、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

互融互促的实践接点

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的实践场景非常丰富，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均有较多的实践探索。新兴领域的兴起，丰富了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场景。在实践中，新兴领域是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共同的工作新增长点，这一领域催生了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新兴领域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实践接点。调研发现，统一战线和社会工作的职能部门均在新兴领域开展了工作。社会工作部门将新就业群体服务作为工作重心，对这一群体的数量和结构进行了摸排，并以党建引领的方式开展工作。统战部门则通过对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的政治引领工作，将统一战线工作延伸到了新兴领域。两个部门在对象识别、服务场景和议事制度三个层面，逐步从自发接触走到自觉协同。

（一）对象交叉：从各自识别到交叉发现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工作对象在实践中高度重叠。比如，武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200万人，党外知识分子有200多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分布在新兴领域，与社会工作部门的工作对象交叉性较大。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全区常住人口90余万人，新就业群体超过2万人，占比达2.2%。其中，外地流动人口在新就业群体中的占比高达83.2%。新兴领域是科技密度和管理密度都比较高的行业，拥有大量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要聚集地；同时吸纳了数量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2岁。大多数劳动者依托于平台企业，本质上是雇佣工人。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依托于平台，成为自由职业者。如在汉阳区，自由职业者有5 000余人，在新就业群体中的比重达25%。

资料来源：表格为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汉阳区委社会工作部

同一个人，在社会工作中可能是新经济组织从业者或新就业群体服务对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则可能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或党外知识分子。民营企业核心技术骨干，既是新经济组织党建对象，也可能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中有影响力者，也可能成为统战部门关注的代表人士。汉阳区货运物流行业和网约车行业的企业管理人数分别为124人和129人，他们既是新就业群体，相当部分兼具一定程度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属性。网络技术公司和其他新业态企业属于高技术密度行业，其就业群体几乎都属于新的社会阶层。

传统工作方式以组织为基础触达个人，但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和新兴领域的组织缺失，使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传统路径面临困境。职能部门主要通过单位、行业和属地等工作系统触达个人，按职能分工开展工作。但社会成员的身份却具有多重性，部门往往只关注符合自身职能的维度，如社会工作聚焦服务需求，统一战线工作聚焦代表性身份。新兴领域相当部分从业者没有组织依托，传统触达路径的效力降低。面对这一困境，社会工作部门在非公有制企业、新社会组织等新兴领域中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排查党员组织关系和建立党组织，并依托组织体系开展管理服务。统战部门主要通过组建联谊会、开展活动和联系代表性人士等方式开展工作。在新兴领域，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通过工商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和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将代表性人士吸纳进统一战线组织。从中可见，两个部门的工作对象虽有交叉，但工作路径却存在较大差异。

在实践中，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各有局限。统一战线领域联谊会的覆盖面比较高，但联谊会成员与组织间的黏性比较小。此外，代表性人士往往具有数量少、培养周期长的特征，无法适应新兴领域快速迭代的现实。而社会工作“两个覆盖”的工作起步时间不长，由于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较强，群体摸底和党员识别的工作还存在一定困难。调研发现，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归属，新媒体从业人员不在传统行业组织覆盖范围内，技术经理人没有现成的行业协会，这些专业能力不弱的人因为不在任何一条组织链条上，容易成为两类工作的盲区。因此，交叉发现便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共同诉求。

基层通过“两新”工委，实现了工作对象的交叉识别。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中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社会工作服务的新经济组织从业者、社会组织骨干和新就业群体高度交叉，“两新”工委的述职评议和工作对接使交叉识别有了制度条件。对象交叉集中体现在新就业群体中的代表人士上，基层社会工作部门通过服务积累信任，再从中发现积极分子，一些骑手从被服务对象逐步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了解行业、愿意表达诉求和能够带动群体的优秀从业者，已具备成为统战代表人士的潜质。调研发现，自由职业者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需要组织依托，统战部门通过新联会为其提供组织渠道。比如，技术经理人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尚无行业组织，统战部门发现相当部分技术经理人是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便通过知联会、新联会把核心从业者先团结起来。正如一位统战干部所言，“在别的部门手伸不到的地方把人接住”。在新兴领域，社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均有识别发现工作对象、在后单位制时代“把人接住”的功能。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对象交叉识别，为工作协同创造了条件。

（二）场景对接：从平行运行到资源互补

在实践中，统战资源嵌入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社会工作服务承接统一战线工作的需求，二者产生互补效果。调研发现，基层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已经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互融互促的重要场景。

首先是阵地共享。调研发现，各地均围绕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形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对接场景。比如，武汉市蔡甸区集聚了较多的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是全区的中心工作，园区服务便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实践接点。各地的社会工作部门均在积极推动新就业群体服务网络建设，如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便民服务。武汉市汉阳区构建了若干个功能齐备的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还有140处“阳小驿”服务站点，当地统战部门依托新就业群体服务网络，建立“同心驿站”，社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共享同一平台。

其次是服务互嵌。律师、医卫界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被引入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提供法律咨询和健康义诊等专业服务。政协委员亮码入驻驿站，群众扫码即可向委员反映意见，民意征集与建言资政融合。统战工作的专业资源嵌入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使代表、委员联系群众有落地场景，服务因有专业力量而不再单薄。在基层，党外人士围绕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与社会工作部推进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高度重叠。人民建议征集侧重征集群众、专家和行业人士关于公共事务的意见建议，统战部门联系了大量专业人士，他们恰恰是高质量建议的重要来源。

最后是工作融合。武汉市统一战线长期坚持统一战线成员挂职社区主任助理制度，各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选派优秀成员到社区担任主任助理，各区按一个党派团体包联一个街道的模式推进，各党派亮出资源清单，与‌社区党组织书记面对面敲定服务频次与项目清单，界别优势与治理需求实现精准匹配。在蔡甸区，基层统战部门围绕全区的中心工作，通过“同心共同缔造”“同心优化营商环境”“同心创新创业”与社会工作部推进的基层治理和园区服务，实现了服务场景高度融合。统战部门发动参与主体，社会工作部提供参与场景，两者结合实现了工作融合。当前，各地均有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对接场景，且部分场景具有可持续性，工作协调机制比较稳定，产生了互补效果，这为常态化协作格局创造了条件。

（三）制度协同：从平台接触到实质协同

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已经在制度上建立了互融互促机制，主要通过“小组治理”的方式加以实现。近年来，基层逐步建立健全了大统战工作格局和大社会工作格局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社会工作中，基层党委通过建立健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统筹领导。这两项机制均由党委相关负责人担任召集人，由“两新”工委或社会工作部门承担日常工作，统战部是两项协调机制的成员单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基层党委建立健全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社会工作部为成员单位，在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等领域，凝聚团结力量。

比如，湖北省“两新”工委探索建立思路一起谋划、工作一起推动、问题一起破解、经验一起推广、制度一起遵守“五个一起”工作方法，让成员单位职责充分发挥效能。武汉市蔡甸区“两新”工委组织园区服务团，协调职能部门组团进园区，搭建了企业需求收集与资源对接的制度通道。统战部依托该通道进入园区，联系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联谊交友，围绕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组织建言献策，并将企业中的优秀党外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视野。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针对基层重点难点问题，统筹调动各部门的职能，整体服务于基层治理现代化。调研发现，在保障改善民生、推进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具有极强的制度协同性。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该区统战部门在11个街道建立江城同心汇基层统战工作平台，在村社区设立统战工作联络点341个；社会工作部门对接58个社区、463个网格的基层组织网络。2026年，该区将议事协商平台从村社区下沉到湾组，统战部门依托基层统战联络点引导多元主体有序表达，社会工作部门依托网格体系提供组织动员和群众基础，两者在湾组这一最小治理单元上实现互补融合。这种协同是两套组织体系在基层末端的常态化对接，使制度协同走向长效化运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均被纳入了地方党委的考核目标中，统战部门和社会工作部门具有互融互促的职责。基层在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互融互促过程中，通过共享信息、相互搭台、组团服务等方式，展开统筹协调工作。因此，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各地的实践接点有差异，统筹协调的力度亦因时因地因事而有差别。总体上，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沿着对象交叉、场景对接和制度协同逐步深入，互融互促表现出从自发到自觉、从个案化到制度化、从临时性到长效性的转化。

三、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

互融互促的实现路径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何以形成、何以制度化，以及何以产生实效，有其内在逻辑。具体而言，政治整合、机制联通与双向赋能等路径，促成了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

（一）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联系、吸纳、协商和代表机制，把多元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在求同存异中增进政治认同、回应利益诉求并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过程［13，25］。在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由执政党主导，统一战线和社会工作同属党的政治性工作，都具有凝聚共识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政治功能，但两者的整合路径有差异。统一战线以组织化吸纳将多元社会力量纳入政治过程，以“大团结大联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13］。社会工作强调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通过服务供给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将组织力量延伸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组织化吸纳是向上吸纳，使分散的社会力量获得政治代表性；基层组织和工作覆盖是向下扎根，使组织网络延伸到社会成员身边。两者分别从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推进工作，共同指向执政党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

单位制曾把职业组织、利益分配和政治联系纳入统一组织体系，社会结构分化使政治整合从依托单位制的集中整合，转向面向分散社会力量的开放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和联系场域也持续向体制外拓展［3］。统一战线由此需要通过联谊组织、服务平台和代表人士培养加强政治联系，社会工作则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基层治理和凝聚服务群众中形成更广泛的组织触角。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后，党的社会工作获得统筹协调的制度平台，相关职能进一步在结构连接与功能整合中形成合力［26］。两类工作的互融互促，实质是把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系能力与社会工作的基层服务能力衔接贯通起来，使政治整合既能发现和培养代表性人士，也能嵌入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不难看出，统一战线工作的社会化过程，必将与社会工作发生政治整合。统一战线工作往往相对缺少常态化的服务场景，政治整合的直接对象有限，绝大多数工作对象依靠间歇性活动接触。社会工作部门拥有覆盖面广的基层触角，但往往缺乏从政治身份角度发现和培养代表人士的机制和渠道。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是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制度性安排，二者在新兴领域的协同工作，是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化、系统化的表现。

无论是统一战线工作对代表性人士的组织化吸纳，还是社会工作所强调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覆盖，均根植于党的群众工作传统。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24］，社会工作是群众路线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基层治理和凝聚服务群众中的常态化表达。社会工作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将社会成员编织进社会治理与群众服务网络中。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对社会分众领域的政治整合，对其中代表性人士的组织化吸纳，把分散的社会力量吸纳进政治体系，从而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两者在政治整合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承担相应功能。

（二）机制联通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机制联通沿领导小组、联动运行与平台整合三个层面展开，其中领导小组解决统筹决策问题，联动运行解决日常工作协同问题，平台整合解决工作载体支撑问题。

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两新”工委等工作机构，为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机制联通提供制度保障。跨部门协作的难点在于专业分工持续再生产部门边界，协作收益又难以在部门之间均衡分配［27］。党的领导通过领导小组把分散职能纳入共同议题，以政治势能提高议题优先级和资源调度能力［28］。在相关议事协调机制中，统战部门和社会工作部门互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作为议事协调机制，能够把高位决策转化为成员单位之间的责任关系，为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提供议事决策平台。领导小组发挥作用，既需要党委负责人牵头形成超越条线分工的权威保障，也需要共同服务对象和具体治理问题把成员单位带入实质协作。两部门围绕同一事项交换信息、配置资源并共担办理责任，机制联通才由会议协调走向共同实施。

在实践中，针对新兴领域的服务与治理，各地均采取多部门联动运行方式，围绕力量协同、项目共建和成果互通形成了一体化行动。在“两新”工委平台上，社会工作部统筹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联系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展开管理服务，统战部则从中发现具备代表人士潜质的优秀从业者，从而形成工作合力。在工作计划的推进中，统战部门和社会工作部门往往采取项目共建的方式展开联动，他们将各自的工作融汇于同一个治理场景。在服务效能上，统战部门和社会工作部门共享成果：社会工作部门在服务中掌握的对象信息为统战部门发现代表人士提供线索，统战部门培养的专业力量为社会工作部门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一体化、常规化的联动运行，使互联互通更具可持续性。

平台整合在物理空间、组织功能和技术形态三个维度上，支撑了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机制联通。当前，社会工作部门通过建立服务中心和驿站，提高了党委政府服务管理工作的可达性。统战部门借助孵化同心驿站，将工作延伸到了最基层。统战职能嵌入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使统一战线工作在服务过程中自然触达对象，平台整合从物理空间的共享走向组织功能的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正在塑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平台整合形态。比如，基层治理数字平台以居民微信群为入口，让智能体完成问题感知、分派与闭环，社区网格力量和服务阵地作为平台运行的基层组织支撑，统战部门联系的专业人士可接入平台承担咨询、调解等角色，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在治理场景中实现了数字化对接。

（三）双向赋能

近年来，地方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加强了社会服务功能，告别单向吸纳社会的模式，使政党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中，民主党派通过设立社会服务部作为参与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平台，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一些地方的统一战线参与社会治理往往依赖代表性人士的能力和意愿，能人多则服务好，能人少则服务薄弱，制度化程度不高，持续性有限。将统战资源嵌入社会工作后，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极大地增强了制度化和可持续性。统一战线成员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参与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工作，以专业服务者身份进入社区，界别优势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统一战线的社会服务不用另起服务体系，可将专业资源嵌入已有服务场景，社会服务也因专业资源嵌入而具有更高效能。建言献策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它与人民建议征集的渠道对接，使统一战线成员的专业建议进入了人民意见征集体系，参政议政有了更扎实的实践根基。

信任积累是政治孵化的基础，无论是统一战线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均强调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群众工作来建立信任，从而达到政治整合和社会团结的目的。社会工作的重要原则是“把服务做进去，把作用带出来”，通过建立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从而建立信任。许多信任党和政府的积极分子，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骨干，比如，骑手主动建立了助老爱老的爱心团队、参加社区巡逻和应急救援。一些骨干被发展成为党员，或被吸纳进统一战线中，进一步增强了其政治认同和行动自觉。政治孵化由此为政治整合积累了对象基础和认同基础，使分散的社会成员从服务对象逐步转变为治理参与者。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双向赋能，实质在于政治引领与服务供给相互支撑、彼此激活。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为统战资源提供稳定落点，统一战线的联谊交友、协商建言和代表人士培养则为基层服务接入政治参与渠道。统一战线成员在社区、园区和驿站中运用专业能力，为社会服务提供专业资源；社会工作在持续服务中发现骨干、积累需求和反馈建议，统一战线工作由此获得更扎实的工作基础。只有同公共参与、制度反馈和长期培养相结合，才可能形成较稳定的政治认同。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兼具社会工作者和统一战线成员身份，其服务经验被纳入参政议政环节，政治身份又促使其从公共利益角度理解实务问题，呈现了双向赋能效果。

四、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

互融互促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现代化进程中处理社会分化的基本过程，涉及政治联系与利益表达、利益调节、规范联结与关系秩序等多个层面，具体内容依社会分化样态而定。其中，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构成政治整合的核心关切，社会团结则是社会整合达到较高程度后形成的共同归属与公共精神。社会分工若要产生团结，必须依靠规范来协调各个机构间的关系。如果各个机构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规定，分工便会陷入失范状态［29］。当分工深化不断再生产社会差异，政治联系能否转化为社会团结，取决于利益关系是否得到协调、共同规范能否形成、失范风险是否得到控制。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正是在利益调节、认同建构和失范风险防范等环节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社会整合能力。

（一）利益调节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深度分化产生了大量新的分工领域和新的社会群体。社会分工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利益协调和认同建构的机制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利益诉求分散化与调节渠道碎片化的局面。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将分散的群体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表达和协商渠道，使社会分工从利益分化走向功能互补。党的统一战线和社会工作是调节群体利益、增强社会团结的两个重要渠道。

社会工作“两个覆盖”为感知群体利益提供了基层触角，统一战线则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二者在社会治理场景中衔接，使利益调节从行政回应走向制度化的利益协商。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平台企业的参与提供了分工协作的典型场景。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算法考核与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分工深化条件下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平台企业既是骑手的管理者，也是骑手权益保障的责任方。社会工作部门将平台企业纳入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和运行体系，平台企业党组织参与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共同承担组织建设、权益保障和资源链接等功能。由此，管理和服务在平台上实现一体化，平台企业参与阵地运营和骑手管理，社会工作部门统筹服务资源和权益保障，统战部门依托服务场景服务骑手，并常态化联系其中的代表性人士，通过统一战线渠道将基层治理中的普遍性问题转化为政策建议，推动制度层面的矛盾化解。

社会整合能力的增强，并不能自动消解社会分工产生的结构性张力。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算法考核与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难以依靠一般性服务解决，需要把利益相关方纳入稳定的表达、协商和反馈程序。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的意义，在于把个体诉求转化为可讨论的公共议题，再通过专业调解、协商建言和政策反馈等方式分类处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2］利益调节把这一政治要求落实为群众可感知的制度过程，让利益诉求在制度渠道中得到受理、回应和解释。由此形成的制度可预期性，才能把局部利益协调转化为对公共秩序的信任，并为社会团结积累关系基础。

（二）认同建构

利益调节回应了群众的诉求，但诉求得到回应并不等于人心被凝聚。单位制曾将政治认同、职业归属和社会交往统合为整体性的集体经验，单位制松动后集体归属感趋于模糊，集体意识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薄弱。社会分工使个体差异化，同质性道德共识趋于瓦解，集体意识需要在分工体系中寻求新的形态。而这一任务唯有职业群体才能承担，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形成，必定是群体的任务［30］。职业群体身处分工体系内部，有社会联系网络和行业共同利益纽带，集体意识可从中自然生长。在中国情境下，职业联系和共同利益为认同建构提供了社会基础，但这种基础主要停留在日常利益层面，难以自动转化为稳定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巩固，需要党的组织和工作深入分工体系，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同群众日常经验建立具体而持续的联系。统一战线工作擅长联系和吸纳代表人士、引导政治方向及拓展协商渠道，社会工作则拥有基层触角、服务关系和参与场景。两类工作协同后，政治引领获得了持续互动的社会载体，服务关系也由此向公共参与和制度表达延伸。

这一协同能否转化为稳定的认同建构，取决于具体信任能否上升为制度认同。对此，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需要超越单向引领的定位，走向双向赋权，在服务过程中赋予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使专业服务衔接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效能［31］。只有当群众在持续参与中看到意见被纳入协商与政策反馈，并理解制度回应的依据时，这种信任才能转化为制度认同。新就业群体服务中的困难解决、治理参与和意见反馈构成连续过程；统一战线成员挂职的社区主任助理制度则让居民在持续的专业服务中接触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同建构的关键，在于服务关系能否打开制度参与空间，使群众在参与中形成公共责任。

大团结之“大”在于广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不同群体凝聚起来。真团结之“真”在于深度，使团结建立在真知真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基础上［15］。社会工作的日常服务为社会团结奠定信任基础，使社会团结的广度有了坚实支撑。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吸纳则为团结赋予政治深度，让凝聚服务群众走向政治认同。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本质上是“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的有机结合，通过服务群众赢得信任，通过组织群众激活参与，使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自觉行动，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增强政治认同［32］。

（三）失范风险防范

失范风险指的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规范调节，导致个体间和群体间的关系混乱、冲突与疏离，它揭示的是规范缺失导致团结瓦解的风险。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规范还不够健全，新兴领域的社会矛盾多发，且在互联网情境下具有扩散和扩大效应。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纠纷、物业治理中的群体性投诉和基层治理中的突发舆情，都具有扩散快以及易升级的特点，如果不能在前端及时感知和化解，小问题可能演变为大冲突。行政体系往往难以触达微观社会生活，而风险一旦变得可感知，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化解时机。因此，激活社会自身的预警和修复能力，使风险在前端被感知，在萌芽状态被化解，就变得异常重要。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融互促在风险防范中的作用，是通过组织化覆盖和信任积累，建立风险感知和矛盾化解的机制。社会工作在基层组织和工作覆盖基础上开展服务，这是风险感知的前端触角；统一战线发挥的专业服务、建言献策和协商民主功能，则提供了矛盾化解的制度渠道。二者衔接形成前端感知、中端调解和后端化解的完整链条。

前端感知依靠群众日常接触中的信任网络，信任是风险预警最有效的前端传感器。比如，网格员、驿站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在日常服务中接触骑手和快递员等群体，能够第一时间感知情绪波动和权益纠纷。中端调解是在矛盾发生后及时处置，防止个体不满聚集为群体性事件。新就业群体权益调解是典型场景。为更好地处理劳动合同纠纷、平台算法争议和社保缴纳等问题，社会工作部以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引入工会、市场监管等力量，以及统一战线中的专业人士，为骑手提供法律咨询和权益调解服务。社会工作部统筹服务场景中的多方力量快速介入，使矛盾在服务场景中得到及时回应。后端化解针对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制度性的矛盾，需要从源头减少冲突的再生。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专题调研和建言献策，将基层治理中的普遍性问题转化为政策建议，推动制度层面的矛盾化解。在骑手权益保障中，个案调解解决的是具体的劳动纠纷，但算法考核规则和平台抽成比例等具有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协商民主渠道进入政策过程，推动制度层面的改革。

风险防范既需要行政层面的及时处置，也取决于社会自我修复能力。群众在参与中形成对共同体的归属和信任，风险才可能在前端被感知并在萌芽状态被化解，秩序由此获得可持续的社会基础。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任网络、信息传递和互助习惯，是行政体系无法替代的风险感知机制。社会工作的服务网络激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化吸纳将其转化为治理伙伴，群众由服务对象成长为风险共防的参与者。

五、结语

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组织社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的治理创新。两者互融互促的实质，是群众路线在社会分化条件下的制度化实践。在实践中，对象交叉使分属不同职能体系的工作对象得到交叉发现，场景对接使统战资源进入社区、园区和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制度协同把局部合作纳入党委统筹和部门责任。政治整合、机制联通与双向赋能构成这一协作的内在机理，分别指向工作方向、运行条件和效能转化，使两类工作从偶发合作走向可持续协同。互融互促的社会整合效应集中体现为：利益调节将个体诉求转化为公共议题，认同建构将具体信任转化为制度认同，风险防范将矛盾化解转化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从互融互促到社会整合，贯穿其间的核心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深入社会内部，激活社会自身的整合能力，使社会团结在分化条件下获得扎根日常的制度根基。

互融互促的实践逻辑，为理解社会分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其一，政党如何有效整合分散个体。既有研究多从范式转换［3］或机构功能整合［20］单一路径讨论，对政治整合如何获得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机制分析。本文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以基层覆盖解决政党触达分散个体的可及性问题，统一战线以组织化吸纳解决个体诉求进入协商程序的政治代表性问题，群众由此成为诉求表达和协同治理的参与者，政治整合获得稳定的社会根基。其二，团结政治如何从精英走向社会。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是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15］，但既有研究对团结何以扎根社会、何以获得认同缺乏机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基层服务使团结超越精英吸纳，赋予大团结以社会广度；统一战线在服务场景中联系代表性人士，将具体信任转化为制度认同，赋予真团结以认同深度。其三，群众路线如何适应社会分化条件下的群众构成变化。统一战线被认为是群众路线在政治联盟领域的逻辑延伸与战略性拓展［24］，但这一延展在基层如何运作尚待揭示。事实上，社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共同构成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循环，使群众路线在分化社会中获得制度载体，互融互促的深层意义在于为社会整合提供了制度化通道。

统一战线遵循政治整合逻辑，社会工作遵循治理服务逻辑，两种逻辑在实践中仍存在张力，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互融互促仍处于探索阶段。当前互融互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党委高位推动和具体服务场景中的反复协作，自发的协同何以走向制度化自觉，仍有待持续观察。大统战工作格局和大社会工作格局均是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工作持续有效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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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十五五’规划期间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通互促研究”（ZK0220250135）

引用格式：吕德文，何贵香．迈向社会团结：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互融互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