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不到八千人,全军上下只剩一千多块大洋,粮食只够吃三天,不少战士脚上的伤口已经溃烂见骨。按常理判断,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还在后面追着,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南面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中央军,西面是马家军,北面是沙漠。四面看着都是死路,但这支队伍偏偏在陕北扎下了根,而且再也没有被迫离开。红军到了陕北就安全了,这不是运气,背后有几个很现实的原因。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到处是深沟大壑,平地很少。这种地形对红军来说是最好的掩护。
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在于机械化装备和重武器,但黄土高原上根本没有像样的公路网,坦克大炮开不进来,补给线一拉长,就暴露在红军游击战的打击之下。骑兵在这种地形上也失去了速度优势。吴起镇一战,彭德怀利用沟壑地形布置口袋阵,国民党骑兵追进来之后机动性大打折扣,被红军一举击溃,还缴获了大批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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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的气候也在帮红军。冬天严寒封山,春天风沙漫天,南方籍的国民党士兵到了这里极不适应,而以北方战士为主的红军更能扛得住。红军经过长征的磨练,生存能力远非一般部队可比。
红军到陕北,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走进了一个已经经营了好几年的红色区域。
刘志丹、谢子长这些人从1932年就开始在陕北拉队伍、建政权。到1935年,陕甘根据地已经横跨陕北和陕甘边,面积达到三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九十万,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人,游击队四千多人。土地已经分了,老百姓对红军有感情,愿意给红军送粮食、递情报、送子弟参军。
中央红军进入的是一个有群众基础、有政权组织、有粮食储备的地区,不需要一边打仗一边从零开始建立根据地。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兵力近七千人。
这支队伍到陕北之后没有闲着,连续打了两场大仗,把东北军的两个主力团击溃。10月1日的劳山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多挺、炮十二门、战马三百余匹。等中央红军到达的时候,外围最危险的障碍已经被清除了。
经济上的接济更是雪中送炭。毛主席向徐海东写信求助,问能不能借两千五百块钱。徐海东打开军团的箱底一算,总共只有七千来块银圆,他留下两千块,把剩下的五千块全部送给中央红军,还额外送了一百挺轻机枪和一支骑兵队伍。这笔钱加上附近群众的帮助,两个星期就赶制出了七千套棉衣。
陕北周围看着被围得铁桶一般,实际上这个包围圈到处都是裂缝。
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陕西来“剿共”,蒋介石的算盘是让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消耗,他坐收渔利。张学良很快看穿了这一点。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个师几乎被全歼,师长阵亡。直罗镇一战,一〇九师又被消灭,师长牛元峰战死,五千三百多人被俘。两仗打下来,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兵员和抚恤,蒋介石不但不给,反而撤销了两个被打残师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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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部队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东北丢了,几百万东北军将士的家乡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打回东北去,而不是在西北的山沟里跟红军拼命。仗打到这个份上,张学良明白了,跟着蒋介石“剿共”,赢了他也是输,输了他更是输。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一样。杨虎城是地方实力派,他关心的头等大事是保住陕西这块地盘,而不是替蒋介石消灭红军。蒋介石把中央军胡宗南的第一师派驻陇东天水,隔断了陕甘之间的联系,摆明了是要把手伸进西北来。杨虎城看在眼里,心里清楚得很,蒋介石对他的威胁,并不比红军小。
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三方各有各的打算,互相提防,谁都不愿意为了别人拼命。这样的包围圈,看着大,其实一捅就破。
1935年,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这一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接受“华北自治”,华北五省眼看就要从中国版图上被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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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学生率先站了出来。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侵略。这场运动很快从北平蔓延到全国,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种全国性的抗日情绪,对陕北的红军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保护。蒋介石把大量精锐部队压在西北“剿共”,但全国的舆论都在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士兵到军官,普遍不愿意再打内战。红军在这个时候提出“抗日”的旗帜,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在军事上也减轻了压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红二十五军已经在陕北。中央红军到达之后,两支部队合编,统一指挥。不久之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陆续北上会师。几路红军集中在一起,兵力充实了,战斗力增强了。
直罗镇战役就是各路红军会师之后的第一仗。1935年11月,东北军五个师三万多人向直罗镇方向推进。红军以逸待劳,利用地形设伏,一举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五千三百多人,缴枪三千五百多支。毛主席后来把这一仗称为“给西北奠基的礼炮”。
内部团结起来之后,红军还主动向外寻找出路。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七十五天里,红军转战山西五十多个县,消灭阎锡山部队七个团,俘虏四千人,扩充红军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还缴获了大量布匹和棉花,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红军到了陕北就安全了,不是因为陕北这个地方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地形的庇护、根据地的底子、友军的接济、敌人的分裂、全国的政治气候、队伍自身的团结,这些因素凑到了一起。离开任何一个,局面都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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