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在法大 | 教学与科研的启航

2024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颁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这是党和国家授予张晋藩先生的至高荣誉，是法大和全体法大人的至高荣耀，也是教育工作者立德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的至高追求。设立“人民教育家在法大”专栏，深入挖掘和提炼人民教育家张晋藩先生治学育人的先进事迹与动人故事，激励广大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和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初 登 讲 坛

1952年7月，当夏日的阳光洒满校园，张晋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与此同时，教研室通知他，自9月起，法律系二年级将开设“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今之中国法制史）课程，由他担任主讲。听到这个消息，张晋藩很是吃惊。因为他研究生所学专业是苏联专家讲授的“国家与法权通史”，不涉及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张晋藩虽然曾经听过侯外庐先生关于国家起源的讲座，但那只是中国法制史的一鳞半爪。何思敬先生讲授的内容也以治学要领为主。此时突然要求他独立承担60个学时的中国法制史专业课，一时之间深感无从下手。尽管如此，张晋藩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下定决心要教好这门课。

◣索书号：D929.2/99[2]

由于张晋藩在此前曾经阅读过沈家本的《寄簃文存》，对其中涉及的晚清法制改革问题有所了解，遂向教研室提议，新学期课程由此开讲。在征得教研室同意后，张晋藩开始废寝忘食地准备讲义。为了讲好这堂课，张晋藩反复阅读了《寄簃文存》的相关内容，并查阅了《光绪朝东华录》，比较完整地梳理了晚清变法修律的全过程。这个单元讲完之后，学生反响不错，认为历史脉络清晰，发展特征与演变规律概括得当。但颇为遗憾的是，课上对最后修律的成果没有交代。由于当时找不到材料，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后补。

完成第一单元的教学后，张晋藩随即着手准备第二单元的内容——批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他此前并没有看到过《六法全书》原文，更何谈深入讲解。为了能获取相关教学资料，张晋藩主动到国家立法、司法机关请求帮助。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编写的一本材料，同时还收集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判例。尽管这些资料还不够全面，但对他而言已是极大的助益。于是，他决定以“批判国民党的司法制度”作为这一单元的讲题。因为同学们对《六法全书》都不了解，所以听得格外专注。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2017年张晋藩为部级领导干部作历史文化讲座

根据课程安排，第三单元讲授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法制。备课过程中，张晋藩在人大党史教研室发现了苏维埃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他当时如获至宝，把这份珍贵的资料借来，并连夜抄写完毕。张晋藩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分别讲述了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最高执行机关——人民委员会，以及工农兵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这些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特有的。张晋藩在讲述时也注意引导大家的思路。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法制，同学们普遍感到耳目一新。课堂上，大家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展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

完成两学年的教学任务后，张晋藩着手在课程中增设古代法制史内容，在这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研读中国通史类著作、系统整理《十三经注疏》《史记》中有关法律的内容成了他的日常。由于早期的经史文献字体很小，难以辨认，他就把书桌搬到阳台，借助阳光来阅读，同时手执《康熙字典》随时查阅。这种艰难的阅读方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大体上摸清了古代法制史的眉目，但他的眼睛在强光照射下受到极大损害，四十多岁时就发展成黄斑变性。从1952年到1958年，在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直接的指导教师，甚至相关史料、文献都难以获得的情况下，张晋藩通过搜寻资料、撰写讲义、课堂讲授、修改完善，在“中国法制史”的全新领域，尝试着自创学科体系，探索法制特征与规律，走出了一条艰辛的开拓之路。

◣2008年张晋藩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赠送《中国法制通史》

学校对于法律系年轻教师张晋藩通过个人努力，创设中国法制史课程学科体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人创设了一个学科。教育部特别批准在毕业生中留下五名优秀学生作为张晋藩和张希坡的研究生。张晋藩负责讲授古代、近代法制史，张希坡讲授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经过论文答辩，他们都顺利毕业。后来，这五位同学中有两位继续从事法制史研究工作，其他三位同学也都做了行政领导，最后成长为部级干部。

7年的本科教学，2年的研究生培养，对张晋藩来说是一场高强度、开拓性的治学过程。通过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培养，激发了他研究发展这门学科的兴趣与信心，也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指 导 科 学 研 究 小 组

1953年秋，张晋藩根据苏联的大学在学生中成立科学研究小组的报道，在法律系二年级学生中尝试性地组织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科学研究小组活动。科研小组始终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独立钻研、自主探索。在张晋藩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科研小组在探索中稳步前行，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灵活多变。既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历经两年的实践磨砺，该小组不仅实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更让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深感获益匪浅，有效地破除了科学研究的“神秘感”。当学校了解到这一积极变化后，对张晋藩及其科研小组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让他撰写一篇总结报告，将小组在科研探索中的宝贵经验、有效策略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提炼，以便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广，激励更多的学生投身于科研实践，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张晋藩撰写了《谈谈指导科学研究小组的几个问题》并发表在校报上。文中写道：

张晋藩在创立科研小组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在当时颇具成效，即便时至今日，也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些前瞻性的做法，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科研团队的共识。

承 担 科 研 任 务

在授课的繁忙间隙，张晋藩迎来了一项重要的写作任务。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宣传活动，颂扬新中国的宪政理念。张晋藩被邀请撰写一篇介绍宪政运动的文章，旨在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并揭示新中国宪政的独特价值。张晋藩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还能为宣传新中国宪政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在此期间，他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并结合时代背景，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论证了宪政运动的必然性，从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宪政运动的过程及其局限性方面，论证了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破产的原因。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篇题为“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的文章在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成功发表，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1954年8月6日光明日报

据张晋藩回忆，当时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文章的，多为知名史学家及资深教授。在他发表文章前两天，还发表了近代史学家荣孟源论宪政史的文章。张晋藩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助教，能够在如此权威且影响力广泛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难能可贵。这一经历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学术热情，更为他日后投身于学术研究事业起到了极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中国青年》杂志也向张晋藩发出了邀请。张晋藩撰写了一篇题为“旧中国宪政运动史话”的文章。该文章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史话”的形式讲述了旧中国宪政运动的曲折历程。

此外，人民出版社也向张晋藩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宪政运动史的专著。面对这一重量级的任务，张晋藩既欣喜又惶恐。本着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他预先撰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提交出版社。出版社邀请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提纲进行审阅。范老在审阅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张晋藩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在旧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好像一支利箭，而反动政府在搞假立宪，那是一个盾牌，是抵挡利箭的盾牌。从盾牌不断的花样翻新也可以看出箭的力量的增长。”范老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宪法的本质就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这一指点让张晋藩对国民党的宪政策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来，在与出版社编辑的进一步沟通中，出版社认为张晋藩还太年轻，也没有得力的助手，独自承担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比较吃力。因此，决定暂时搁置这一计划，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启动。张晋藩也认为自己学术根底尚浅，完成中国宪政史这样的巨著，确有困难，因此，完全同意并接受编辑部的意见。尽管这本专著在当时未能写成，但张晋藩决定，作为研究，他要继续下去，终有一日，要完成中国宪法史的写作。张晋藩的决心没有落空。200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晋藩撰写的《中国宪法史》。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宪法史，对中国宪制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是中国宪法史研究的鸿篇巨著。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曾对此书作出评价：“在中国宪法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无法超越的巅峰，而张先生既是开创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宪法史这个时代的奠基者，又是领航者。”

◣索书号：D921.02/7[3]

张晋藩这一“艰辛而伟大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该书不仅荣获了多个吉林省出版奖项，在2007年评选首届“政府图书奖”时，也被推荐为法学领域唯一获奖图书。但是，彼时张晋藩作为评审委员，君子谦谦，坚辞不受，只同意评为提名奖。此书的版权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购去，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于2016年再次出版。

（文字摘自：《念兹在兹：张晋藩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版。主编：朱 勇，执行主编：罗冠男；部分图片由校档案馆提供）

法大微信【第20261009期】

编辑：张诗娴

责任编辑：师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