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621年，洛阳城外，秦王李世民、单雄信和徐世勣的命运，被一场唐军与王世充集团的决战同时推向了终点。
这一年，李世民二十三岁，正率军围攻洛阳。王世充已经困守孤城，外有唐军压迫，援军又被击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单雄信作为王世充麾下的重要将领，仍在城中坚持作战。
单雄信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无名武夫。他早年活动于隋末群雄之间，曾与徐世勣同在瓦岗军中。后来瓦岗分裂，徐世勣归于李唐，单雄信则投向王世充。两个人从并肩作战的旧友，变成了战场上的敌手。
这层关系，正是故事最有分量的地方。
唐军攻破洛阳后，王世充出城投降，单雄信也成为俘虏。对于李世民来说，单雄信既是勇将，也是曾经持刃相向的对手。更麻烦的是，他熟悉乱世军队的运转方式，在旧部中颇有影响力。
有人劝李世民留下他，也有人认为此人不能久留。后世传说中，徐茂公曾为单雄信求情，希望秦王念及旧日同袍，不要轻易处死这位武将。
史籍所记并没有小说那么曲折，却留下了一个沉重细节：徐世勣确实为单雄信求过情，但李世民没有答应。单雄信最终被处死，时间就在唐军平定王世充势力之后。
“他已败，何必再杀？”类似的话，或许代表了徐世勣的态度；“此人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留给后来者。”则更接近李世民所面对的现实。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句并非史书原话，只是对当时处境的概括。
李世民的选择，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好恶。唐朝建立不久，关中、洛阳、河北等地势力交错，降将数量众多。对新政权而言，如何安置旧部，既是用人问题，也是安全问题。
单雄信勇猛善战，却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政治归属。他曾效力于李密、王世充等势力，和李唐长期交锋。李世民倘若将他收入麾下，当然可能得到一名猛将；可一旦他重新聚拢旧部，后果也可能难以控制。
这就是乱世用人的两难：有才的人未必可靠，可靠的人未必有才。李世民选择了风险更小的办法，却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徐世勣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单雄信是他的旧友，也是曾经的战场对手。旧唐书记载，徐世勣请求赦免没有成功，悲痛之下，甚至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让单雄信临死前吃下。这一细节极为惨烈，也说明两人的交情并非后世随意编造。
不过，单雄信之死是否造成了唐朝内部长期不安，史书并没有明确证据。把一次处决说成唐朝日后矛盾的根源，更多是后人的推演。唐朝后来出现的政治斗争，涉及宗室、军队、财政和边疆等多重因素，不能全部归到单雄信一人身上。
真正流传甚广的，是“两百多年后的报应”。
唐僖宗乾符年间，黄巢起兵，时间大约在874年至884年之间。民间故事说，单雄信的后代单兴、单旺、单茂、单盛加入黄巢军，带着祖先遗恨攻打唐朝，因此被称为单雄信家族对李唐的复仇。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戏剧性，却缺少可靠史料支撑。正史和较早的历史记载中，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黄巢军中的核心将领就是单雄信的后代，更不能证明他们参加起义是为了替祖先报仇。
有意思的是，民间为何愿意相信这段故事？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历史因果的想象。一个英雄被杀，子孙在两百多年后举兵反唐，前因和后果被巧妙地接在一起，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但历史往往没有这么整齐。黄巢起义的爆发，与晚唐财政困窘、灾荒频繁、盐业矛盾和地方武装扩张有关。它冲击了唐朝统治，却不是某个家族单独推动的结果。把晚唐衰败解释成单雄信后人的复仇，虽然传说精彩，却不能替代真实的历史分析。
单雄信被杀，确实反映出初唐政权的冷峻一面。李世民需要人才，也需要绝对可控的秩序；徐世勣重情重义，却无法改变军政权力的判断。一个人死去，留下的不是简单的善恶评判，而是乱世中忠诚、功劳与猜疑之间的尖锐冲突。
至于“两百多年后报应来了”，可以作为民间叙事，却不能当作确凿史实。单雄信的结局有史可查，所谓后代复仇则应当谨慎看待。把传说还给传说，把史实留在史实之中，才不会让一个真实人物的命运，被后来附会的故事完全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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