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始终没被念出的信：《谎言生活》留给中国家庭说不出口的话

疫情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肖蕾即将带着「男朋友」回家过年，好让父母安心。而这位「男朋友」，其实是一场善意骗局里被临时请来的角色。肖蕾真实的生活，是一段不被家里知晓的同性亲密关系。这是《谎言生活》的影片简介，简短却充满张力。这部周彤导演的新片入围了今年的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又拿到本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的四项提名。

《谎言生活》的第一个镜头，是从低机位仰拍一头粉发、漫不经心地抽烟的女主角肖蕾。这头粉发其实是肖蕾的扮演者梁翠珊参加试镜前，在法国上表演课程的时候「趁机」染的。因为平时作为演员需要等待试镜，不可以做太跳脱的发型，到了法国之后，她决定享受放假的自由，自己给自己染了一头粉发。没想到试镜时，主创团队认为这样的造型恰恰适合设定为北漂、个性有些叛逆的女主角肖蕾，于是这份自由也被带进了电影中。

这样的选角方式也体现了导演与制片人的创作风格。在她们看来，选角的过程几乎是年轻导演手里最重要的一块筹码。对一个年仅二三十岁、还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去凭空塑造复杂人物的年轻导演来说，更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找到那个本身就有与角色相似的性格底色的人，再把他身上的特质放大。女主角肖蕾在原本的剧本设定中来自哈尔滨，可试镜之后真正让她觉得合适的，是广东的演员梁翠珊。她们认为比起地域背景上的契合，更重要的是她说话的方式自然、可信。「同样一句话有三十个人试镜的时候讲出来，会发现只有在她身上是成立的。」于是为了让人物的性格与语言背景更贴合，就顺势把肖蕾改写成了一个从小跟父亲在广州长大的女生。这并非一个牵强的设定，南北之间的迁徙也并非孤例。哈尔滨人南下三亚过年，东北人外出到其他省市务工，这种季节性的迁徙也十分常见。

肖蕾的父亲则由制片人余周春雨的父亲出演。原因有二，一是适合出演片中角色的中年男演员十分稀缺，二是制片人的父亲已经对于故事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并且愿意通过出演的过程对于女儿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有更多的了解。在采访中，导演几乎有些无奈地反复强调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主创们的生命经验，但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的。这部电影不是纪录片，更不是她本人和伴侣的自传。她感到目前对于电影背景故事的好奇和在意反而盖过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与共情。

故事的灵感其实来自一个更长久的疑问：当漂泊在外的自己与回到家庭中的自己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靠谎言去维护与家人之间的和平？这些冲突可能像影片中那样，是关于亲密关系的，也可能是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生育观念、价值观上的冲突，等等。为了年夜饭餐桌上的和睦与体面，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临时扮演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样子，而不是告诉父母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隐瞒可能带来伤害，坦白会产生冲突，无论如何都会伤害到自己爱的人。

在拍摄这部长片之前，导演先拍了一部同题材的短片《一日情人》，但她们表示，那更像是一次可行性测试，让她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故事，是没法被压进短片的篇幅里的。一旦压缩，除主角之外的角色就会被迫变成扁平的工具人。在长片中则有足够多的篇幅把配角们变得更丰满，每个角色的行为动机、情感变化、人物弧光也更完整。例如片中被请来冒充男友的陈尧（俞彬饰），是肖蕾经过反复考量后选择的帮手，一个知根知底也讨长辈喜欢的人，性格温和，不太有攻击性。在他与肖蕾之间真的发生了关系之后，这个人物却直接消失了。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反高潮。陈尧是在什么时候对于肖蕾产生了情愫和好奇，同意与信任的边界如何划分，甚至这样的行为是否构成越界，不同的观众有非常不同的解读。正是这种模糊性，让电影变成了一个可以激发讨论的文本。

有意思的是，同一部电影，被不同文化的观众理解的方式很不一样。在威尼斯电影节接受意大利、德国媒体采访时，导演发现西方观众几乎不需要任何「证明」，就默认了银幕上这两个女孩是一对。「在他们心里，这件事情是立得住的，用不着你去阐释她们经历了什么，才能成为一对伴侣。」而一部分亚洲观众反应却不同，有人会顺着被邀请扮演男朋友的男孩的情感线走，好奇他为什么突然消失没有后续；有人则期待看到肖蕾与恋人之间有完整的情感铺垫，才会被说服。导演把这种差异看成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不同社会在性少数议题上所处的不同阶段。自我证明是少数群体的日常。一段关系的正当性是否需要被证明，本身也许就标记着一个社会对它的认可程度走到了哪里。

本片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叙事工具，是母亲给女儿和丈夫写的长长的手写信。这些信的存在从片头肖蕾在巴士上读信开始，穿插在家人之间的对话中，但信的内容却始终没有被读出来。那些信承载了母亲的孤独、被倾听的渴望、讲不出来又必须讲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话。尽管前期准备了信件的内容，也拍摄了读信的情节，在最终剪辑时却选择了留白。一封信在被拆开之前，承载了无限的想象和期待，而一旦读出来，它就落定成了某一种具体的内容。念出来的信也许可以为肖蕾和母亲的关系增加更多的细节与注脚，但留白的信却可以成为一个容器，让每一个观众投射自己与家人说不出口的话。「不管写了什么内容，那封信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压力的。」导演说。

影片的情节设定，即形婚、找个「替身」回家应付父母，其实仍然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背后压着的是经济、婚姻、宗族观念等等社会压力。谈论出柜与形婚的电影也许不「新」，但是这部电影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把镜头也指向了那些有同性恋孩子的父母，尤其是六零后的一代。片中的父母各自呈现了面对小孩出柜的两种典型反应：一种是愤怒控诉小孩背离自己的期待，用自己多年来的心血与付出进行情感施压，一种是沉默以对，试图理解但不知从何开始。他们往往被困在信息茧房的另一侧，孩子出柜之后，他们在周遭找不到任何同类，也不敢跟亲戚朋友开口，独自承受着面对陌生状况的无助，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导演看来，这群父母的孤独，有时甚至比孩子更重。肖蕾在春节结束之后可以回到大城市相对自由的生活圈中，但父母却要背负周遭的社会压力继续生活。

难得的是，这部电影也给了父母一个出口。这部电影并没有结束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和解」，也没有结束在一场鸡飞狗跳的争吵。事实上，差异并没有办法奇迹般地得到解决，但那个被压在桌子底下的谎言，终于被摆到了桌面上，当面地、郑重地讲了一次。父亲打破了沉默，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女儿的关心与心疼。哪怕还会有观念的摩擦与争吵，至少彼此不再假装差异不存在。可以接受差异存在并继续相处下去，常常是和解的开始。

接下来，《谎言生活》还有一长串旅程。继威尼斯首映、入围本届金马奖之后，影片已在釜山上映，十一月也将参与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的影展。

作者：佳淇

导筒2026釜山电影节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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