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北京一场灯会活动上，四川广安人郑兴光见到了邓小平。他鼓起勇气问道：“您什么时候回广安看看？”邓小平沉默片刻，只说了两个字：“我怕。”
这句话听起来很突然。邓小平一生经历过战争、流亡、挫折与政治风浪，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为什么偏偏对故乡心存顾虑？答案并不在个人得失，而在他对家乡百姓和革命纪律的双重考虑。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这里的邓氏家族重视教育，村中私塾被称作“小翰林院”。邓小平幼年先名“邓先圣”，后由私塾先生改名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少年时代。
他的家庭并非始终富裕。父亲邓绍昌早年有一定家业，也曾参与地方事务，后来因时局变化离开家乡。母亲淡氏独自抚养几个孩子，家境逐渐艰难，却仍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邓小平从小便明白，个人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918年，他考入广安中学。那时，许多青年受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影响，渴望到海外寻找救国道路。邓小平随后进入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1920年赴法国。
那次远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抵达法国后，原本设想的半工半读并不顺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困难，工作十分难找。邓小平做过钢铁厂学徒、清洁工和鞋厂工人，收入微薄，生活困窘，所谓留学，实际上很快变成了谋生。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接触到一批追求真理的中国青年，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而言，这不是轻松的选择，而是意味着长期漂泊、随时面临危险，也意味着很难再像普通人那样回乡成家。
邓小平曾写信告诉家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今后可能顾不上家庭。家中原先为他安排的婚约，也因他决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而解除。父亲虽有不舍，仍只能接受儿子的选择。
1926年以后，邓小平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西安、武汉等地活动，并将原名“邓希贤”改为“邓小平”。此后，他进入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广西、江西、陕北和华北，个人安危始终置于革命任务之后。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父亲托他寻找多年失去联系的哥哥。邓垦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邓小平看见后没有立即现身。那时上海地下斗争险恶，敌人常借寻找亲友的名义诱捕革命者，他必须确认消息可靠。
半个月后，兄弟二人才在上海见面。邓小平没有久留，很快带着弟弟转移。这样的相逢短暂而谨慎，也说明当时的革命者很难拥有普通家庭的团聚生活。
此后，邓小平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长征途中经历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与刘伯承共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长期承担地方和中央的重要工作。公务确实让他多次到过四川，但“经过四川”并不等于“回到广安”。
1978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工作期间，广安方面曾专门邀请他回乡看看。面对家乡干部的诚恳请求，他没有答应。1986年春节，他在成都接见广安来客，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舅舅和舅妈。家乡再次邀请他回去过年，他仍然婉拒，只托人向乡亲们问好。
这并不是他忘记了故乡。恰恰相反，故乡在他心中分量很重。邓榕后来回忆，父亲担心回乡会造成很大动静，地方上要投入人力物力接待，普通百姓也可能因此受到打扰。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顾虑。邓小平一旦回到广安，亲友和乡亲难免会登门求助。若答应，容易破坏原则；若不答应，又可能伤害乡情。对一位长期强调纪律和制度的人来说，这种人情压力不能轻视。
所以，他所说的“怕”，怕的不是路远，也不是故乡变化，更不是面对亲人，而是怕自己的身份给家乡增添负担，怕一场私人探亲变成地方上的大事。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自1920年离开四川赴法，直到生命终点，他确实再没有回到广安，前后约七十八年。
20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邓垦回到了牌坊村。兄长已经离世七年，老宅仍留着家族生活的痕迹。面对故乡旧居，邓垦说：“小平同志这一辈子，是为了革命，才没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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