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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
王彦文 博士后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倪安妮 客座讲师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在城市公园的相亲角,父母们把子女的年龄、学历、收入写在A4纸上,像招聘启事一样挂出来;而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似乎讲的是另一套标准:三观契合、情绪价值、灵魂伴侣。找对象,到底是核对条件,还是匹配灵魂?男性和女性的答案一样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邀请1225位未婚青年,完成了一场虚拟相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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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从搭伙过日子到寻找灵魂伴侣
中国的结婚人数正在下降。全国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降至2024年的610万对;2010至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约3.6岁,女性接近4岁。婚姻已不再是默认的人生轨迹。
社会学家用“个体化”概括这背后的观念变化(Beck & Beck-Gernsheim, 2002):过去的婚姻像一种制度安排,大家各司其职,搭伙过日子、生儿育女;如今的亲密关系则被寄予新的期待,比如自主、理解与共同成长。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找个过日子的搭子,而是懂自己的灵魂伴侣(Giddens, 1992)。
已有研究提醒我们,这场变迁存在深刻的性别差异:女性呈现出对传统性别期待更强烈的反叛,她们渴望事业发展,渴望人生多样的选择(England, 2010; Gui, 2020; Ni, 2026)。于是,我们探索了两个问题:
1. 择偶时,人们看重条件(学历、收入、外貌),还是三观(家务观念、情感支持、生育意愿)?
2. 人们是用固定的标准来评判对象,还是在寻找与自身观念匹配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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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方法:一场虚拟相亲实验
直接问“你择偶最看重什么”并不可靠,因为人们往往给出礼貌体面的回答,但这未必是真实偏好。因此,我们采用“因子调查实验”方法(Auspurg & Hinz, 2015),请受访者为特征随机组合的虚拟相亲对象打分,这样,我们便能清晰识别每项特征带来的真实影响。
2025年4至5月,我们在北上广深招募了1225位25至34岁、从未结婚的异性恋青年,男女各半。每人查看6位虚拟异性的资料卡,并分别为对方作为结婚对象和作为恋爱对象的吸引力打分(0–10分)。资料卡包含九项随机生成的信息:
维度
水平
年龄
比你大5岁 / 与你相仿 / 比你小5岁
学历
中学 / 本科 / 研究生
收入与事业前景
低于平均 / 平均 / 高于平均
成长背景
本地出生长大 / 非本地出生长大
颜值
低于平均 / 平均 / 高于平均
家务观念
主要由女方承担 / 平等分担 / 主要由男方承担
事业支持
低 / 中 / 高
情感支持
低 / 中 / 高
生育意愿
不想要孩子 / 不确定 / 想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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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一、硬性条件仍然重要,女性比男性更为看重
无论男女,都青睐外貌出众、体贴支持的对象,也都不太接受“姐弟恋”的组合。
虽然男女都对对方的硬性条件有期待,比如学历、收入、外貌 和成长背景,但打分逻辑并不相同。男性的学历很重要:相比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男性对女性的结婚吸引力平均提高1.25分(满分10分),研究生学历更是提高1.64分,学历越高越加分。男性同样偏爱高学历女性,但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在他们眼中几乎没有差别。这表明女性学历的回报存在天花板效应:本科就好,再高不加分。这背后,是男高女低婚配传统的惯性。
二、谁都不想做家务,顾家伴侣更有魅力
整场实验中,比较明显影响伴侣打分的一项是是家务观念。对女性来说,“认为家务应主要由女方承担”是最强的单项减分项:如虚拟画像中的男性呈现出如此态度,其结婚吸引力直降1.34分;男性的态度亦是如此,面对“认为家务应主要由男方承担”的对象,他们会扣除0.73分(女性对此态度伴侣会加分0.56)。
三、要不要孩子:男性很在意,女性很淡定
生育意愿是一道分水岭。结婚情境下,男性给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大幅扣分(−1.21分),给想要孩子的女性明显加分;女性对于男性的生育意愿并不在意:无论男性伴侣呈现怎样的生育意愿,对女性的吸引力增减甚微。生育,在男性的婚姻想象中仍近乎必选项,在许多女性那里已是可谈判事项。
四、女性重契合,男性勾清单
学历上的门当户对在男女中都常见:学历越高的受访者,越青睐与自己学历相当的对象,这与其他全国性择偶实验的发现一致(Yu et al., 2026)。但进入三观层面,寻找契合的主要是女性:认同传统家务分工的女性,并不排斥观念传统的男性;自认为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女性,格外欣赏同样体贴、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象;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会给同样不想要孩子的男性打出显著高分。“丁克找丁克”,是只在女性身上才能观察到的匹配模式。
男性则不同:无论自己观念如何、能给伴侣多少支持,他们对女性的期待几乎统一,他们期待伴侣温柔体贴、支持自己、愿意生育。寻找契合的灵魂也许对于男女都是幸事,但对于男性来说,首先他们需要确定对方满足标准“贤内助”的画像。耐人寻味的是,在问卷中,超过一半(57%)的男性表示愿意承担家中更大份额的家务,但在实际打分环节,他们反而会给期待“家务主要由男方承担”的女性扣分。
此外,结婚的打分逻辑不同于恋爱。婚姻情境下,生育意愿和客观条件分量更重;恋爱情境下,外貌的作用更突出。男性在婚姻中重视伴侣多维度的“贤内助清单”,但在恋爱中,女伴的颜值则最为重要;而女性在婚姻中讲究硬性条件基础上的三观契合,但在恋爱中,她们也最看重男伴的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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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此可见,女性的婚恋观已明显走向个体化,她们重视平等、情感与契合,寻找价值观合拍的灵魂伴侣;男性的偏好仍更多停留在传统叙事中,他们以经济条件为筹码,期待换取家务、情感照料与生育。
这种观念错位,让人想起社会学家贝克夫妇在《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中的预言:当女性率先告别传统性别角色而男性原地踏步,两性之间难免一场“漫长而苦涩的战争”(Beck & Beck-Gernsheim, 2004)。它或许正是当下年轻人结婚难、不想结的深层原因之一。今天的婚恋困境,不只是条件匹配的问题,更是一场关于性别观念的对话。
参考文献
Auspurg, K., & Hinz, T. (2015).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 Sage.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age.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4).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Polity Press.
England, P. (2010).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 24(2), 149–166.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Polity Press.
Gui, T. (2020). “Leftover Women” or Single by Choice: Gender Role Negotiation of Single Profession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11), 1956–1978.
Ni, A. (2026). Gendered individualisation among never-married Chinese skilled-labour wome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52(5), 1290–1309.
Wang, Y., Mu, Z., Ni, A., & Zhang, C. (2026). From Status to Soul: Gendered Ideals and Quests for Compatibility in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8(4), 1–32.
Yu, J., Qian, Y., Hu, Y., Zhou, Y., & Xie, Y. (2026). What Makes a Desirable Spouse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8(2), 522–536.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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