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奉命守护毛主席，闲聊中毛主席坦言：我家的事，我也管不了！

1967年8月18日下午，上海，许世友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时，已经62岁。这个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将领，刚从大别山赶来，心里装着南京的风波，也装着多年未解的疑问。毛泽东没有先谈局势，而是问他：“住在大别山，安全吗？”

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安全，身体也还好。”两人寒暄几句，谈话才渐渐转向当时的形势。许世友听了许久，忽然问：“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询问。对许世友来说，纪律是部队的根，也是他判断是非的一把尺子。毛泽东答道：“要啊，怎么能不要呢？”短短几个字，让许世友心里有了着落。

有意思的是，这场谈话的分量，并不只在于一次召见。三十年前，许世友还曾因一场政治风波被关押，甚至站在生死关口；三十年后，他却奉命承担保卫毛泽东的重任。两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反复考验中形成的。

1937年春，延安的批判气氛十分紧张。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开始总结张国焘问题，抗日军政大学内连续开展讨论。许世友出身红四方面军，时任红四军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对这支部队有深厚感情。

他并非替张国焘辩护。事实上，在亲眼见到张国焘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后，许世友对这位旧上级已经失去信任。可当有人把张国焘的错误扩大到整个红四方面军时，他忍不住站出来说，红四方面军同样是党领导的军队，不能把一支队伍的历史一笔抹掉。

性格直，火气旺，这是许世友的长处，也是他的危险之处。争论很快演变成对他的怀疑，许多帽子接连扣来。他情绪激动，身体也受到影响。被送进医院后，听到外界传言，他误以为自己同样难逃重罚。

当时的许世友只有32岁，作战经验丰富，却缺少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经验。他把一时的委屈，误判成了无法挽回的绝境，于是同一些老部下商议离开延安，到川西一带重新打游击。这个念头来得突然，后果却极其严重。

计划尚未实施，情况便被报告上去。参与密谋的人很快受到控制，许世友也被列为主要责任者。审讯时，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事情是我做的。”这既有担当，也带着一股赌气的成分。

毛泽东没有立即把问题简单处理。根据一些历史回忆，他认为许世友确有鲁莽和冲动的一面，却不能因此认定他是反党分子。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经历过长期战争，若把组织上的错误同个人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容易造成更大的隔阂。

随后发生的会面，成为许世友一生难忘的转折。毛泽东到关押地点看望他，并以“许师长”相称，还代表党中央表示歉意。许世友当时正在气头上，言语和举动都十分激烈，现场一度被卫士隔开。有关细节主要见于当事人回忆，版本虽有差异，但谈话本身对许世友命运的影响是明确的。

在准备接受重罚时，许世友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还允许他带枪前来。这个安排在当时风险极大，却让许世友感到，对方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无可挽救的人。

见面后，许世友低头认错。毛泽东没有继续追究当场冲突，而是向他说明，张国焘的错误应由张国焘本人承担，不能把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一概归入其中。许世友最难放下的心结，正是这句话。

这场风波的处理结果不是枪决，而是给予有期徒刑处分，后来又恢复了组织生活。对一个曾经被定性为严重政治案件主要责任人的干部来说，这个结局意味着一次重新回到队伍中的机会。许世友此后反复表示，自己是党的兵，愿意一辈子听党的话。

这种信任并非凭空出现。1965年，许世友奉命到杭州，参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曾问他，身边如果出现坏人怎么办。许世友没有绕圈子，直接表示要带兵保卫毛主席。话说得粗，却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认定的责任边界。

1967年，南京的局势变得复杂，许世友受到多方面冲击。他离开南京，转赴自己熟悉的大别山。那里曾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山势和道路都熟，既便于隐蔽，也能让他避开一时的纷扰。

毛泽东移驻上海后，得知许世友的情况，决定把他接来谈话。许世友起初担心途中发生意外，甚至表示宁可留在大别山。接到明确通知后，他才乘飞机前往上海。会面时，毛泽东先问身体和住处，又谈到全国形势，气氛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剑拔弩张。

谈到家庭情况，许世友自嘲自己连自身处境都难以顾全，家里的事情更管不了。毛泽东听后说：“我家也有两派，我也管不了呢。”这句话带着闲谈口吻，却不是无意义的玩笑。身处复杂局势之中，即便地位很高，也不可能事事如愿。

会面后的第二天，许世友返回合肥，再转赴大别山。不久，中央邀请他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并安排专机接送。1967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前那个曾被关押审查的红军将领，重新出现在重要场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许世友得知消息后痛哭，把报纸和画报上印有毛泽东头像的部分剪下，贴在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此后，他关门静坐了一整天，没有向旁人解释。房间里，只留下密密麻麻的头像和长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