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套机构的出现，和当时军队领导层的实际情况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规模扩大，国防建设进入正规化阶段，军队编制、干部任免、训练方针、后勤保障，都不可能只靠临时请示来完成。军委办公会议因此承担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会议由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牵头，成员包括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和萧向荣。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人后来常被概括为“雙一”出身，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系统的干部。这并非正式官衔，却反映出当时军队高层的人事构成。
罗瑞卿是其中职务最重的一位。1959年时，他担任总参谋长，又兼任军委秘书长，日常工作联系面很广。军队的作战指挥、机关运转以及上下级沟通，都要经过总参这一枢纽。办公会议由他牵头，实际上也说明军委需要一个熟悉全局、能够协调各部门的人来负责具体运转。
谭政的经历，则体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分量。他是开国大将，1954年调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56年，罗荣桓因健康原因不再主持总政治部工作，谭政接任主任。那几年，军队正在推进正规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也在适应新的组织形态，政治干部不只是做宣传，还要参与干部管理、纪律建设和部队思想教育。
杨成武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早年参加闽西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做过政治工作，后来逐步转为军事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既熟悉部队指挥，也有地方和机关工作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在华北军区的地位仅次于聂荣臻。1958年，在彭德怀主持国防部和军委日常工作的时期，他被调回总参，承担加强机关领导的任务。到1959年，他是总参常务副总长，在罗瑞卿之下负责大量具体事务。这样的安排，既看重他的作战经历，也看重他处理复杂军务的能力。
萧华是军队政治工作系统中的年轻将领。1950年，他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又兼任总干部部部长。1959年，他增补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协助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后来，他于1963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军队政治领导岗位上的重要人物。
邱会作的资历和几位成员相比略低，但专业特点十分突出。他长期从事后勤工作，对粮秣、运输、装备供应和机关保障都有实际经验。庐山会议之后，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调任总后勤部部长。军队能不能打仗，离不开后勤；在大规模国防建设时期，后勤部门更是牵动全军。
萧向荣则比较特殊。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军队机关工作，主要承担秘书、参谋和综合协调等事务。由于不是以一线指挥作战见长，他的战场声望不如一些将领，但机关经验深、办事稳妥。1955年授衔时，他被评为副兵团级，授予中将军衔。军委办公会议需要这种熟悉政策、能够处理文字和协调工作的干部。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1950年代，军队干部安排强调“五湖四海”，并不是一句空泛口号。土地革命和长期战争中，各部队形成了不同的工作传统和干部群体。来自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各大野战军的将领，都需要在最高层面保持适当比例。
这种安排有现实考虑。总参副总长一类重要岗位，往往从不同野战军系统中选配；总干部部的领导，也曾由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等分别代表不同部队背景的干部担任。各大军区司令员的配置，同样要兼顾资历、能力和来源。既要让干部各展所长，也要避免某一系统过于集中。
1959年以后，军队高层的人员构成出现了明显变化。军委办公会议六名成员都具有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经历，这种集中现象在当时未必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干部之间长期共事，彼此熟悉，办事效率或许更高；但从组织平衡看，代表性减少也是客观事实。
邱会作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并没有觉得特别异常，事后再看，军队中一些老将虽然服从组织安排，心里却未必完全认同。那句“口服心不服”，说的不是公开对抗，而是不同历史部队之间长期形成的心理距离。
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构成，因而不只是几个人的职务名单。它折射出1959年前后军队领导体制的调整，也反映了革命资历、专业能力和干部来源之间的微妙关系。罗瑞卿负责统筹，谭政和萧华侧重政治与干部工作，杨成武熟悉作战指挥，邱会作掌握后勤，萧向荣负责机关协调。分工各有侧重，但人员来源过于集中，确实留下了“用人有些失衡”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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