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真没法笑着走出日本的博物馆了

社交媒体上有一种选题流量可以屡吃不爽，就是从国外的博物馆走出来之后，发一条“没法笑着走出xx博物馆”。

其实，博物馆里的中国藏品，其入藏合法性需要个案辨析，不能一概而论都定性为盗掘掠夺。譬如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时，曾与当时的民国政府达成约定：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考古标本，全部先运往瑞典整理、拍照，开展类型学研究；研究结束后藏品一分为二，一半归还中国，另一半留存瑞典，这部分藏品现收藏于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

又比如日本的中国文物收藏，实际上也因时期不同而性质不同：隋唐时代因遣隋使遣唐使而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以正仓院收藏文物为代表、大量中国的佛教写经、汉文抄本和书画真迹，比如唐代双钩王羲之摹本 《丧乱得示二谢帖》 等；还有宋、明时期因文化和贸易而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以东山御物为代表，主要是宋元书画、禅宗书画、明末遗民书画、浙派院体画、清代书画等等。

这两类都被称为“古渡”，而相对于之的“新渡”，即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后，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相对于“古渡”，“新渡”在法理上就存在瑕疵，有些是偷发盗掘，有些虽然是私人途径流出，但私人是否本身对所占有的文物有合法性呢？又很难说。

我之前就读到过一些材料，如1880年，杨守敬以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的身份赴日，携带了汉魏碑帖一万余件在日本交易和置换。除此之外，溥仪带出宫的内府书画，以及端方、罗振玉、廉泉、溥儒等人的旧藏，也因各种原因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日本。这批文物的流转过程盘根错节，是否合法，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定论。所以去日本看展览，见到中国文物收藏，并不是简单能用 一句“没法笑着走出xx博物馆”来概括的。

但不久前我去东京看展，感受并太好。观赏文物、艺术品， 是一种审美体验， 原该赏心悦目，越看越欣喜。可这次在几处私人收藏的博物馆，看到一些中国文物，比如在台东区书道博物馆。我原是冲着书法去的，我也知道当期展示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不真，可逛着逛着来到了常设展厅，见到 中村不折收藏的各种以展现“铭文”为目的的文物，比如青铜器，这里有 兮甲盘， 南宋宫廷旧藏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保存至今的西周传国重器，但也有此处收藏的 兮甲盘不真。又比如 虢叔旅钟， 传为清末陕西长安出土，为 西周厉王的编钟， 整套共七件，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而这里的这件 为第四钟，铭文86字。这边还藏有 宗妇鼎、曾子遡簠等等。

其实日本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也不少，其中著名的有京都泉屋博古馆、神户的白鹤美术馆、东京的根津美术馆等等，这些之前都去过，因为本就知道会看到青铜器，所以也不意外。而书道博物馆则不同，原本是冲着书法和拓本区，结果看到了青铜器，而且还都有铭文，这感受就很难名状：为什么日本还有这么多青铜器收藏？品相又佳，还有铭文。这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去日本又被藏家收入手的呢？

尤其再度重游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时，那种难以言喻、笑不出来的沉重感受，变得愈发强烈。东博我来过很多次，东洋馆亦是。馆内那一组共十五件西安宝庆寺七宝台造像，每次看见都心里难受。 它们不同于可供竞相收藏、交易展示的工艺品，而 是我们文明碎裂的实物见证，是刻在民族记忆上一道道难以愈合的疮疤。静静伫立在异国展厅里，无声地提醒着那段国土飘摇、文物流散的沉重岁月。

武周长安3年，武则天在长安光宅坊（光宅寺）敕建七宝台的装饰佛龛，七宝台是一座舍利楼阁，这些石龛就嵌在楼阁外壁，是皇家出资制作的长安宫廷风格佛教浮雕。光宅寺后来毁于火灾，这批石刻被迁移到西安安仁坊宝庆寺（又称花塔寺），一部分嵌入华塔塔身，一部分散放在殿内，后世便俗称 “宝庆寺造像”。

这组石刻多是一佛二菩萨的造型，其中包括释迦降魔龛、弥勒倚坐龛、阿弥陀三尊龛等题材，一共32件可考。其造像风格受印度笈多美术影响，人体饱满写实，衣纹华丽，非常好看，梁思成评价为初唐中国雕刻的代表。

1893年，冈仓天心携助手早崎梗吉来西安考察，发现宝庆寺这批唐代石刻，认定价值极高，计划收购运走。1906年，早崎梗吉在西安活动，联合西安本地古董商人阎甘园做中间人，与寺院、地方官府交涉，拆卸、收购25龛。当时陕西巡抚曹鸿勋默许放行，出具通行文书，将这批石刻运出西安，经海路运往日本。

所以冈仓天心这类的学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是来中国考察，其实就是踩点。这25龛运抵日本之后如何分赃的呢？日本留了21件，其余四件流入美国，现收藏于弗利尔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馆。日本21件中最核心精品的15件被细川护立买下，其余的散入了根津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等。后来，细川家族又将旧藏的这15龛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全部被日本指定为“重要文化财”。

东洋馆还有一件北宋的汝窑小盘，原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旧藏。北宋汝窑传世的旧的数量有限，为公众所知的就那么几件，分别在哪些博物馆都很清晰。日本有的有两只，一只是汝窑水仙盆，在大阪的东洋陶瓷博物馆里，另一只就是东京博物馆的这只汝窑小盘。

川端在《口绘解说》专门写过这件汝窑小盘，是他去茧山龙泉堂看古陶瓷，茧山顺吉把这件小碟上架后，川端一眼看中，直接买下。川端自己在文章里回忆，购入价格很便宜，因为茧山顺吉当时并未发现这只小盘是汝窑，后来被学者确认后才知道是汝窑，轰动日本学界。川端去世后，其收藏散出，这件汝窑小盘由香取国臣、香取芳子夫妇收购保存。2015年，再被香取夫妇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入藏东洋馆。

最近去东洋馆，有件更为令人气恼的事，真是让人无法笑着走出了。大谷探险队带回来的苏幕遮舍利盒被摆出来展示了。要知道，在新疆龟兹博物馆也好，或是不久前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高昌”展上，展出的苏幕遮舍利盒都是复制品，而原件就是目前东洋馆中的这件。

苏幕遮舍利盒是一件唐代珍贵文物，出土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苏巴什佛寺西大寺遗址。1903 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队员在此发掘这件文物，将其带回日本，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舍利盒为木胎，刚出土时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色涂层覆盖，盒内仅留存骨灰，外观并无特殊之处。直至 1957 年，学者在研究时意外发现，涂层之下暗藏绘画痕迹。剥去表层颜料，盒身精美的龟兹乐舞彩绘方才显露。龟兹乐舞声名远扬，在唐代盛极一时，但此前一直缺少直观的图像遗存。从舞者佩戴的各式面具与热烈的乐舞场面判断，画面描绘的正是龟兹著名假面歌舞戏 —— 苏幕遮，又称乞寒胡戏。这件文物不仅为史籍所载的 “苏幕遮” 提供了珍贵图像实证，还直观记录了龟兹的乐器、服饰与民俗，是研究古代龟兹世俗生活、宗教信仰与艺术审美的重要实物，堪称龟兹文明的无价瑰宝。

这事让人气恼的原因还在于大谷探险队。大谷探险队，由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 22 代法主大谷光瑞出资组织，1902—1914 年间先后三次进入中国西北，以寻访佛教遗迹为名义，在新疆、甘肃一带大规模盗掘古遗址、古墓、石窟，掠夺大量丝路文物。而且，该探险队的成员多为寺院僧人，没有受过正规考古训练，发掘方式粗放，对遗址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随苏幕遮舍利盒一同展出的，还是大谷探险队从西域带回来的其他战利品，比如“小天使”，也称为“有翼天子图（壁画）”，它还有个通常的名字：米兰有翼天使残片。1906 年，臭名昭著的斯坦因首先发掘米兰佛寺，揭走7块保存较好的有翼天使壁画，藏大英博物馆。1911年1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西域探险，橘瑞超来到米兰遗址，得到了这块遗留壁画残片，运回日本。

大谷探险队三次出征西域，发掘楼兰、吐鲁番、库车。在楼兰遗址出土著名的《李柏文书》；在阿斯塔那古墓群盗掘大量唐代文书、丝织品、墓葬壁画；在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石窟切割壁画、盗取佛像。在敦煌，他们从王圆箓处购得数百件敦煌写经；继续在吐鲁番、哈密、和田发掘。仅第三次探险，掠走文物 86 箱，总重 6731 公斤，其中吐鲁番出土文物占70箱。

博物馆里没讲明白的…

在日本寻找中国

造物者之无尽藏

梦想是满世界玩

总想找点好吃的

没想到自己如此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