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正在变成播客？一场持续30年的媒介大迁移

喜剧的载体，正在从银幕悄悄滑向耳机。

如果你回到过去，告诉大学时代的我，到了中年，我们主要靠播客消费喜剧，我大概会有一连串问题。即便解释清楚播客是什么，我可能还是会问：所以，基本上就是谈话电台？我们变成政治保守派了吗？不是。更准确地说，播客比电影或电视更容易制作，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上面卖广告，于是结构性力量推着每个喜剧人都得有一个。那电影和电视行业还好吗？也许吧——看起来两种走向都有可能。那以现场表演为核心的、充满活力的短剧喜剧生态还在吧？呃……重要的是，现在看喜剧演员在深夜脱口秀上的旧片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公平地说，那些节目本身也濒临危险。

至少大学时代的我还能感到安慰：我们依然穿大裤子。

短剧的黄金年代

喜剧有周期吗，就像时尚有周期一样？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什么好笑产生了异常的兴趣，那是短剧喜剧的黄金时代。除了《周六夜现场》——它或许会被证明是我一生中最持久的机构——还有《大厅里的孩子们》《活色生香》《The State》《鲍勃和大卫的秀》《正直公民旅》，它们共同塑造了我这一代人对喜剧的认知。那个年代许多最成功的喜剧电影——《韦恩的世界》《高尔夫球也疯狂》《谋杀绿脚趾》——都反映了短剧喜剧对国民幽默感的影响，为了追求高概念和显眼的聪明写作，兴高采烈地逾越了自然现实主义的边界。

在那段时期，短剧式的喜剧方法在我看来并不那么特定于形式，而更像是一个人好笑的方式，就像据说鱼对水没有概念一样。然后《王牌播音员》在2004年上映，演员阵容全是明星，他们似乎一边演一边编台词，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一代年轻男性，在任何事情发生时都说“这升级得真快”。尽管《王牌播音员》在影院只算小有成功，票房约九千万美元，但它在DVD上却获得了疯狂盈利的生命力。（那就像一张光盘，既在更高质量的意义上，也在奥巴马政府之后你不会再拥有任何一张的意义上——也许我们该坐下来聊聊。）在随后的岁月里，美国喜剧的重心，无论是在时髦的表演场所还是在银幕上，都转向了即兴。

即兴时代如何改写规则

即兴时代拒绝了短剧喜剧对好笑情境的强调，通过让观众喊出一个前提，切掉了脚本化短剧的心脏。房屋贷款面试！粉红莓！国家建设！随之而来的高空走钢丝——表演者必须把这些平淡的构想变得好笑，表面上又没有事先准备任何笑话——引入了一种张力，让短剧节目相比之下显得沉稳而参差不齐。随着两千年代的推进，电影和电视喜剧被贾德·阿帕图的方法主导：允许演员在松散确定的场景中即兴，然后剪辑出最有趣的对话。这种方法产出了《抑制热情》和《太坏了》这样的里程碑，以及《模范贱兄弟》和《非亲兄弟》这样的小宝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喜剧从一种编剧的媒介，概念化且自我意识强，变成了一种更注重调性的形式，奖励演员的银幕存在感和时机感。迈克·迈尔斯出局，保罗·路德入局。

然后喜剧几乎完全出局了，至少从票房上看是这样。上映电影数量的下降和中等预算影片的萎缩，逐步把电影喜剧降格为喜剧调剂；许多电影回到了脚本化的笑话，但主要是为了在动作大片中打断打斗场面和说明。（阴郁的太空战士德拉克斯，在《银河护卫队》队友解释隐喻会从他头上飞过之后说：“没有什么能从我头上飞过。我的反应太快了；我会抓住它。”）《惊声尖笑》系列今年给了我们一次韦恩斯兄弟重聚，但除此之外，那种没有人飞、没有人爆炸的长片喜剧基本上消失了。它主要存活在为独立制片厂工作的作者导演中间——比如A24去年上映的《友谊》和今年上映的《邀请》——以及流媒体平台上，比如去年Netflix上的《杰伊·凯利》和《玛蒂亚的婚礼目的地》。这些作品的文化足迹很浅，其中至少两部在评论和/或财务上取得了成功，这证明了喜剧作为一种电影形式的衰落。

播客的疯狂增长

与此同时，喜剧播客疯狂增长。喜剧人现在例行公事地每周给他们的听众提供数小时的新内容，以换取订阅和广告收入，虽然这些收入远少于票房和网络销售部门曾经掌控的，但也更实质、更直接地流向艺术家。结果是，你听到你最喜欢的喜剧人对话的频率，可能比看到他们表演准备好的材料或扮演角色的频率更高。而这种变化——微妙但巨大，数十年来通过各种潮流和选择生态不断累积，就像珍珠成分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喜剧是什么的集体感知。

任何尝试过单口喜剧的人都会告诉你，在对话中好笑和在你一个人说话时好笑，是两种不同的技能。我自己采访杰瑞·宋飞的经历，感觉不像一次嬉闹，更像一次看牙医，而你仍然可以用《切维·切斯秀》的名字吓跑电视高管。让一个人在晚餐时有趣的那些品质，并不足以让他们写一部情景喜剧，反之亦然。

喜剧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更轻、更近、更日常的容器。从短剧到即兴，从银幕到耳机，每一次迁移都在重新定义什么算好笑。而这一次，笑点不再需要九十分钟的铺垫，它只需要你按下播放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