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漠九
《社交网络》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一直期待出续集，如今终于来了。
索金自编自导的《社交清算》最近上映，虽然导演从芬奇换成了索金自己，演扎克伯格的人也换了，但说它是续集，还是没问题的。
《社交清算》
下面会有一些剧透，但其实问题不大，大多数事件都是新闻里讲过的。
两部电影中间隔了16年，关心的事情当然完全不一样。16年前，索金和芬奇想拍的是一个年轻人怎样从无到有创造了社交网络。16年后，索金想拍的是，社交网络到底对社会干了什么？叙事重心发生了大规模的迁移，也就是从关心创造者转向了关心被创造物。
现在回想起来，《社交网络》问世的时候，美国社会对互联网的主流想象仍然偏向乐观。
《社交网络》（2010）
Web 2.0的叙事强调用户参与，社交平台被期待成为打破传统信息垄断的工具。Facebook的高速扩张，看起来是硅谷神话的又一个成功案例。旋即发生的各种动员事件，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判断。
当时人们更愿意讨论的，是互联网赋予了个人多少新的表达空间，很少有人追问，提供这些空间的平台本身，正在积累怎样的权力？
《社交网络》（2010）
在那种气氛里，一部关于Facebook创始人的电影，最自然的讲法确实是创业传奇。
芬奇并没有讲创业传奇。《社交网络》是从一次失败的社交约会开始，围绕友谊破裂和阶级焦虑展开。影片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一个发明了全球性社交工具的人，到最后仍然在反复刷新前女友的Facebook页面，等一个不会来的回应。
这当然可以理解成对硅谷文化的某种批判，但这种批判的着力点，还是落在人身上。扎克伯格始终孤独，温克尔沃斯兄弟带着与生俱来的阶级优越感走进法庭，爱德华多·萨维林被合伙人出卖后满腔愤怒……所有的戏剧张力始终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社交网络》（2010）
Facebook将来会怎样改变政治生态和公共生活，在2010年还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当时都还不知道。
接下来的十几年，改变了整个讨论的前提。
Facebook从一个人际交往工具，逐渐变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它的核心商业逻辑，越来越清晰地围绕用户注意力运转。算法推荐决定哪些信息更容易被看见，哪些情绪更容易传播，2016年美国大选暴露了平台上虚假信息泛滥的问题。2018年剑桥分析丑闻进一步动摇了公众信任。此后围绕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负面影响的质疑，始终没有平息。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家私人企业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能力，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索金本人在2019年曾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批评扎克伯格拒绝审核政治广告中的虚假内容。到2021年，前Facebook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泄露了数万页内部文件。
文件显示，公司内部早已掌握部分算法放大仇恨内容和极端主义倾向的证据，但管理层在商业利益与风险治理之间，选择了商业利益，他们不是没有想过改进，但经常是自己把改进措施削弱了。这就是最新续集《社交清算》的故事来源。
《社交清算》
从讲创始人到讲吹哨人，叙事主角的变化，已经说明公众认知在转移。
《社交网络》的主角是扎克伯格，影片让观众跟着他的动机和缺陷走，即便这个人有毛病，我们还是容易把他看成是一个有缺陷的天才加以同情。
《社交网络》（2010）
《社交清算》在结构上也走了一条和前作不同的路。影片在两条时间线之间切换，一条是豪根和霍洛维茨的合作过程，从2019年豪根发现一位昔日好友在Facebook的算法推荐下走向政治极端化开始，到她决定泄露内部文件，再到《华尔街日报》发表Facebook档案系列报道。
《社交清算》
另一条发生在2021年1月6日前后，扎克伯格为国会听证会做准备，和顾问争论应对策略。影片把1月6日国会山骚乱当作结构上的高潮，试图用这场公共危机来证明，豪根和霍洛维茨的调查有多么紧迫。
不过电影毕竟是电影，索金对真实时间做了大幅压缩。现实中，扎克伯格参加众议院听证是2021年3月，《华尔街日报》发表调查报道要到9月，豪根出席参议院听证更是10月的事。索金把这些相隔数月的事件集中到国会山骚乱前后，当然是要制造戏剧性的汇聚。
这种结构暴露了某种问题。连索金自己承认，这部电影该放在《总统班底》和《聚焦》这种新闻揭黑电影、调查电影的脉络里。
《聚焦》(2015)
调查电影有一套成熟的戏剧语法，通常是一个人发现了不对劲的事情，找到愿意报道的记者，搜集证据，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公开真相，最后真相大白。观众的情感跟着证据链推进，高潮通常是揭露的时刻。
这套语法在处理大多数题材时都很有效。比如《聚焦》讲的是天主教会对性侵的系统性掩盖，《惊爆内幕》讲的是烟草公司隐瞒尼古丁危害的研究结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存在一个被故意藏起来的秘密，公开这个秘密就构成了戏剧的爆发点。
《惊爆内幕》(1999)
但社交网络造成的伤害，不太适合这样一个叙事模型。
Facebook确实存在隐瞒事实。豪根泄露的内部文件，涉及Instagram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内容审核的双重标准，以及管理层明知算法放大极端内容，却拒绝干预的决策记录。但即使这些秘密全部公开，也不足以终结问题本身。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存在一个真相大白的时刻，公布它，就能让事情尘埃落定。豪根的证词确实引发了国会关注和公共讨论，但Facebook的运营方式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改变。Meta今天的市值比2021年更高。调查新闻电影擅长讲的是真相怎样被揭露，它不太擅长处理的，是揭露之后什么也没有改变。
《社交清算》
《社交清算》以一种近乎乐观的姿态收尾，把豪根作证的勇气作为情感的支撑，为影片结尾赋予一种胜利感。
这在调查电影里是常见的处理方式，但考虑到Facebook此后几年的实际轨迹，这种胜利感来得有点早吧？它是虚假的。
两部电影之间更深层的差异，出在导演身上。索金花了三天时间，试图说服杰西·艾森伯格回来重演扎克伯格，没有成功。艾森伯格说，他不想再被人跟扎克伯格画等号了，有小孩拿着印有I'm CEO, bitch的名片让他签名，他想摆脱这个符号。
《社交网络》（2010）
芬奇也不在。芬奇和Netflix有独家合约，档期凑不到一起。2020年索金还公开表示，除非芬奇回来导，否则他不会写续集，哪怕比利·怀尔德从坟墓里爬出来也不行。结果几年之后，他还是自己拍了。
不是说索金不好，索金是顶级编剧，但他确实不是顶级导演。
《社交清算》
《社交网络》之所以超出一般创业传记片的水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芬奇的处理方式，给索金的剧本施加了一种反作用力。
《社交网络》（2010）
索金的写作天然带有强烈的道德判断。我们看他大多数作品里的人物，通常都可以分成有理想的好人和有权力的坏人，从《白宫风云》到《芝加哥七君子审判》都是这样。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2020）
芬奇拍《社交网络》的时候，用双重诉讼的结构让所有人的讲述都变得不完全可靠。他镜头下的扎克伯格，无法被归入英雄或恶棍的任何一类，观众没有办法安心站到任何一方，或者从任何一个人物身上获得情感的安定。
这种反作用力，在《社交清算》里消失了。索金一个人控制了剧本和镜头，道德坐标变得很清楚。
《社交清算》
豪根成了索金笔下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正直的记者霍洛维茨一起站在扎克伯格的对面。扎克伯格则被简化为一个需要追究的权力持有者。
豪根说她不是弗兰克·卡普拉电影里的角色，但索金实际上就是在用卡普拉的方式塑造她。一个相信正义的小人物对抗一个庞大的体制，这在索金的作品里反复出现过。
问题在于，这种善恶归属过于明晰的批判式拍法，会缩小电影的探讨空间。杰里米·斯特朗演的扎克伯格，就是一个被权力隔绝的孤立皇帝，身边都是应声虫。和艾森伯格那个很难归类的扎克伯格相比，他只是一个功能化的符号。
所以这部续集其实更像索金的电视剧《新闻编辑室》。《新闻编辑室》的问题，正好也是《社交清算》的问题。索金对谁是对的、什么是正义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确信。当没有另一个创作者来制衡他这种确信的时候，作品就会走向说教。
《新闻编辑室》第一季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闻调查这种电影类型，本身存在局限性。我们回顾好莱坞历史上这个类型的经典电影，叙事动力都依赖于寻找一个被隐瞒的真相，揭露出来就是胜利。而人物悲剧依赖的则是个体的选择和后果。
社交网络的问题恰恰在于，很多事情并不是秘密，而且问题也不全是某个人的选择造成的。好莱坞的传统叙事工具，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会有点不够用。
《社交清算》
《社交清算》不太成功也说明，我们对一件事掌握了更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能更好理解它。有时候恰恰相反，在还不确定一件事的全貌时，创作者被迫用更有弹性的方式去捕捉它。
因为更懂获得的确定性，成了创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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