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11月，天津一间普通的病房里，61岁的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离世。消息传出后，前来送别的人并不多，尤其在公开记载中，中央层面没有安排吊唁仪式。曾与他共事多年的谷牧得知此事，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以我个人的名义，发一份唁电吧。”
谷牧随后送去花篮和唁电。孙健的妻子庞秀婷看到后，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谷牧同志还记得他。”这句话很短，却道出了一个现实：孙健曾经站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离开那个位置后，却过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普通生活。
孙健并非出身名门，也没有显赫的学历。1951年前后，他来到天津内燃机厂，从翻砂学徒做起。翻砂活又脏又累，炉火、铁水、粉尘，样样都考验人的体力。一个年轻人能否在车间站稳脚跟，靠的不是口号，而是每天按时到岗、把手上的活干完。
他从学徒做到班组长，又当过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和保卫科科长，后来进入企业领导岗位。那一代工人干部，往往既懂生产，也懂工人的难处。孙健没有脱离过车间，处理问题时习惯到现场看一看，而不是只听汇报。
有一次，组织考察他的家庭情况。年迈的父亲卧病在乡下，妻子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还得下地挣工分。调查人员回来后认为，孙健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期坚持工作，确实不容易。此后，家属才被调到天津，庞秀婷也成为一名工人。
真正让孙健受到重视的，是他在工业战线上的执行能力。担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领导期间，他跑了近600家企业，车间、仓库、工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有人说他“笨鸟先飞”，这话听着朴素，却很准确。他没有太多可以凭借的资本，只能用一双脚去摸清情况。
进入国务院后，孙健分管工业和交通。周恩来总理曾对这位年轻干部提出过要求，大意是多到基层走走，用几年时间把实际情况摸透。孙健没有把这句话当作一般性的勉励，而是当成了具体任务，奔波于各地工厂、铁路和交通部门之间。
那时的孙健年纪不大，却承担着很重的工作。他性格谨慎，不爱张扬，甚至在中南海散步时，也常被人当作普通干部。谷牧与他关系密切，孙健私下称谷牧为“师傅”。谷牧曾问他为何还没有把家人接到身边，孙健半开玩笑地回答：“我还在学徒期，哪能带家属。”一句玩笑背后，其实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
身居高位并没有让孙健感到轻松。长期紧张工作使他患上失眠症，后来职务变化，症状反而更加明显。他喜欢带着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种菜、开荒，种些大葱蔬菜。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土”，但对孙健来说，土地和劳动是熟悉的，也是他最容易找到踏实感的地方。
1978年夏天，孙健在外地检查工作时接到通知，要求停职检查。此后，他回到天津机械厂，重新成为一名普通职工。没有仪式，没有铺垫，他从国务院副总理回到了工厂岗位。早晨，妻子仍把前一晚准备好的饭菜装进饭盒，他骑自行车上班；中午若没带饭，就排队买豆腐脑、咸菜和大饼。
工人问他为何总吃这些，他回答：“合我的胃口，也合我的经济条件。”这番话没有抱怨，也没有故作姿态。值得一提的是，回到工厂后，他多年的失眠竟慢慢缓解，晚上回家，不久便能睡着。
1985年前后，天津引进德国摩托车生产设备，发动机生产线需要新建厂房。任务紧、工程量大，厂里把这件事交给了孙健。他没有因为过去的经历而摆架子，四处协调，从机关到施工队，从设计到设备安装，一项项往前推进。
一年多时间里，近两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设备得到安置，发动机生产线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部门有人评价，大楼有一半功劳属于孙健。1987年，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他被评为厂级先进人物，奖品是一条纯羊毛毯。掌声响起时，工人们喊他“孙头儿”，认可的是他在一线干出来的成绩。
孙健曾说，自己几十年只混下一个好人缘。那不是圆滑，而是他愿意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上。后来他继续在天津从事经济工作，住在不大的房子里，亲友来了便挤在一起，家中既是饭桌，也是临时落脚处。
因此，1997年的那场告别才显得格外冷清。孙健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却没有留下公开而隆重的送别场面。关于其中原因，外界很难凭零散材料作出完整判断，但谷牧送来的唁电和花篮，至少让家属知道，这位从翻砂车间走出来的干部，并没有被所有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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