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冬，北京京西宾馆，江渭清接到前往江西任职的消息时，先想到的不是职务，而是自己的那条腿和离开实际工作多年的空白。
这位长期在江苏工作的老干部，已经在京西宾馆度过了将近八年。名义上是接受保护，实际上却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八年时间，足以让一名干部熟悉的地方变了模样，也足以让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明显衰退。
江渭清出生于1909年，早年参加革命，右腿曾在战争年代负伤，走路一直不太方便。1967年2月离开江苏后，他从五十多岁住到六十多岁，日常生活大多是读报、散步和等待。等待工作，也等待局势给出答案。
在江苏工作期间，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只是“敢干”。1957年，面对反右斗争中的压力，他没有简单扩大处理范围；在“大跃进”时期，也曾对脱离实际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经历，使他在干部中有威信，也让他清楚，省委书记这个位置，靠的不是一纸任命。
所以，中央决定让他去江西时，江渭清确实有过推辞。他向来不喜欢说漂亮话，便把身体状况、年龄以及多年脱离一线工作的顾虑，一条条摆了出来。江西当时问题不少，铁路运输受阻，工农业生产困难，历史遗留问题又相互交织，接手并不轻松。
纪登奎专门找他谈话。江渭清说完，仍希望中央另作安排。纪登奎没有继续展开解释，只说：“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这句话听起来很硬，却不是临时起意。中央需要的，正是一名有地方工作经验、敢于承担责任、又能在复杂局面中稳住干部队伍的人。江渭清的推辞，是对自身处境的判断；中央的决定，则是对他能力的判断。
1974年，江渭清抵达南昌。有人注意到，他头发已白，走路一瘸一拐，心里难免犯嘀咕：这样的身体，能不能扛住江西的摊子？他没有急着作报告，也没有先摆出一套宏大规划，而是把时间用在听汇报、看材料、找干部谈话上。
很快，浙赣铁路的问题进入他的视线。铁路是江西连接外部的重要通道，运输一旦受阻，煤炭、原料进不来，产品也运不出去，工厂和农业都会受到牵连。更棘手的是，铁路系统内部矛盾严重，几股力量彼此牵制，调度和生产都难以正常进行。
江渭清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报告，而是把办公地点移到铁路部门，直接面对问题。他把有关人员分别找来谈话，问得很具体：哪一段卡住了，谁在拖延，设备缺什么，运输环节究竟堵在哪里。
他对一些人说：“铁路不通，争来争去有什么用？群众等着物资，工厂等着开工。”这不是空泛劝解，而是随后配套的组织调整。对影响工作的人员进行处理，对愿意办事的人予以使用，不问原来属于哪一边。
经过一段集中整顿，浙赣铁路运输逐步恢复。材料中常用“不到两个月”概括这一变化，但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只是某一次会议，而是把责任落实到岗位，把长期悬置的矛盾拆开处理。铁路一通，江西许多生产环节才重新有了转动的条件。
交通打开后，江渭清把目光转向农业。江西山地多，水利基础薄弱，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他推动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修水库、整渠道、改造农田，把农业增产放在基础建设上，而不是只靠层层表态。
腿脚不便，他仍坚持到基层查看。有干部劝他少走一些，他回答：“不到现场，心里没底。”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符合他的办事方式。1975年，江西粮食生产出现明显增长，农村干部群众由此看到了实际变化。
另一项工作同样重要。江西积压着不少历史遗留案件，许多干部群众长期背负着不应有的处理结论。江渭清要求复查材料，核对事实，按政策纠正错误。他并不把平反当成简单的手续，而是认为，干部队伍若长期处在疑惧之中，生产和工作都很难真正恢复。
这项工作持续多年。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落实政策的落实政策，一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有人担心处理过宽，他的态度很明确：“事实错了，就要改。”在他看来，实事求是不是口号，而是干部能够重新建立信任的前提。
1982年，73岁的江渭清主动提出退休。有人劝他继续留下，他没有把职位看成个人待遇，只说年轻干部需要机会，自己到了该退的时候。此后，他回到南京生活，并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0年6月，江渭清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那句“这是通知，不是商量”，留在了他人生转折的节点上；而真正说明问题的，是他抵达江西之后，用七年多时间处理铁路、农业和历史遗留问题，把一份并不情愿接受的任命，变成了可以交代的工作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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