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当然不是万能标尺，但打败假想敌，解决不了真问题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诺奖季又到了。去年这个时候，老刘写过一篇。一年过去了，看着当下舆论场，发现那篇文章里有些话，还得接着说。

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简中网上照例有两类人准时出场：一类举着获奖名单，一本正经地按人数给各国科技排座次；一类忙着划边界，想方设法论证它不是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万能标尺”。

有些话说得没错。诺贝尔奖的表彰对象，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基础性原始发现。重大工程、高端制造、产业应用、农业技术突破这些支撑国家发展、惠及民生的硬核能力，本就不在诺奖的评价体系之内。一国科技实力的全貌，由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工程体系、产业生态共同构筑，只用诺奖数量一锤定音，自然无法丈量其真实厚度。

瑞典斯德哥尔摩 当地时间 2026 年 10 月 6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202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图源：Jonathan Nackstrand，视觉中国）

然而，真正需要认真回应的，却是另一种声音——看似清醒理性，实则走得更偏。它先替公众树立一个极端观点：有人把诺奖当作衡量科技实力的“万能标尺”。然后再从容驳斥这个观点，轻松取胜。

老刘想打听一下：到底是谁，把诺奖当成了“万能标尺”？

严肃学界、理性科研讨论中，根本没有人持这种极端看法。诺奖是全球基础科学领域认可度最高的荣誉，获奖情况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基础科研、创新氛围和人才梯队的重要参考，如此而已。人要蠢到什么地步，才会认为拿两个诺奖的国家科技实力，正好是拿一个诺奖国家的两倍？

可某些公共评论，习惯性地先树立一个几乎无人主张的极端观点——诺奖是“万能标尺”——再站在道德和理性高地从容驳斥、轻松取胜。看似立场正确，实则打倒了一个自己虚构出来的对手。

这种“稻草人”打法，不光是批评错了方向，反而把讨论引向另一个更危险的误区。它否定的不只是那个虚构的极端命题，还顺手将诺奖与国家科技实力的内在关联给斩断了。

诺奖代表的基础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学术点缀。它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经费投入、人才储备、工业基础、教育水平乃至社会包容度之中。

2015至2025年， 我国基础研究在科研经费中的占比变化情况。（图源：澎湃美数课）

一位德国科学家摘得诺奖，人们习以为常；倘若津巴布韦或朝鲜诞生了诺奖得主，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惊。这背后的逻辑直白且残酷：顶级基础科学突破，无法在贫瘠的科研土壤中凭空诞生。一个国家能够持续产出改写人类认知的成果，本身就是其综合国力、科研生态、创新底蕴的有力佐证。

所以，厘清诺奖的边界，绝不意味着无视基础研究的价值。恰恰相反，今天理性看待诺奖，目的是要正视基础科学的极端重要性。

技术回答“怎么做”，侧重应用、迭代、落地；基础科学追问“为什么”，探寻原理、本源、颠覆性突破。没有基础科学的底层突破，所有技术创新终究只是改良优化、跟随模仿，永远走不到世界科研的最前沿。

图源：Pexels

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强大的基础科学。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必须拥有一大批足以改变人类重要认知的伟大科学发现，以及众多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科学大师。

图源：人民论坛

几十年后，如果我们的后代翻开教科书，物理定律的署名依然满是牛顿、麦克斯韦、玻尔；化学元素周期表依然是门捷列夫的骨架；数学世界里依然只回响着欧拉、高斯、黎曼的名字——人类知识大厦的梁柱上，刻着的几乎全是西方人的姓氏。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富裕了，但何以宣布这是一个科学强国？

工程奇迹和制造总量，可以撑起经济规模，也能搭建大科学装置、为基础研究提供硬件支撑，却无法直接催生改写人类认知的理论高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人类知识的图谱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杨振宁因“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把名字镌刻在理论物理学殿堂的中央。那是华人科学家为人类文明留下的路标。

1954年，杨振宁与米尔斯共同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图源：网络）

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正是更多这样的路标，而不是让后人遍览科学史册，却始终找不到属于我们的篇章。每一个路标的诞生，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深厚土壤。基础研究周期长、投入高、见效慢，很难产生短期经济回报，却是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天花板，也是大国科技竞争的底气。

老刘想说，看待诺奖，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份清醒与笃定。不盲从网络上浮躁的对比，不陷入自我安慰的辩解。我们不必神化诺奖，但更不必刻意轻视它。诺奖不是科技实力的全部，却是基础研究水平的一面清晰镜子；诺奖不是强国的标准，但诺奖所涵盖的基础科学的繁荣，一定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真正可悲的，不是诺奖数量还不够多，而是有人用“稻草人”式的批判，扭曲公共讨论，替自己的心虚和不自信遮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