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17日凌晨，广西友谊关外，中越边境炮声骤然密集，许世友、杨得志分别在东、西两线指挥部队发起自卫反击。对参战官兵而言，地图上的箭头很简单，山地里的每一步却都要付出代价。战后争议最大的，恰恰不是战线推进到哪里，而是双方究竟损失了多少人。
这场战争从2月17日持续到3月16日，解放军先后攻占高平、老街、谅山等地，随后按计划撤回境内。战事结束后，数字却没有随着部队撤离而归于一致：一些中国资料估计我军伤亡约两万七千人，另有说法接近三万人；越南方面的宣传材料，则声称中国军队被消灭六万多人。
乍看之下，像是凭空多出了三万。其实，这些数字并不处在同一个统计口径里，不能简单相减。
战争伤亡通常包括阵亡、负伤、失踪、被俘，以及部分非战斗减员。不同材料有时只统计一线作战部队，有时又把民兵、民工、担架队和向导算入其中；有的把轻伤员列入伤亡，有的只计算住院人员。统计对象稍有变化，结果便可能相差数千，甚至上万人。
中国方面流传较广的一组数据，是我军伤亡总数约二万七千人。另有材料估计总数接近三万人，其中阵亡、失踪八千余人，负伤两万余人。云南方向曾披露过较具体的数字：伤亡七千八百八十六人，其中死亡二千八百一十二人、失踪十五人。广西方向的完整统计并未全部公开，因此总数长期存在不同版本。
有意思的是，“伤亡二万七千人”并不等于“死亡二万七千人”。这场作战中，越军大量依托山地、坑道、村落和火力点抵抗，解放军又承担了穿插、攻坚和清剿任务。炮火、地雷、伏击以及道路运输中的意外，都可能造成减员。若把负伤人员与失踪人员一并统计，数字自然远高于牺牲人数。
高级干部的损失，也说明战斗并非轻松取胜。1979年2月17日，42军126师副政委林凤云在东溪方向指挥突击时牺牲；3月8日，126师副师长赵连玉在回撤途中遭到伏击牺牲，年仅49岁。战场上，军衔越高，往往越需要靠前指挥，因而也承担着极大风险。
“伤亡二万七千”与“伤亡近三万”的差别，更多是资料来源和计算范围不同，并不意味着有一支三万人部队神秘消失。有人把阵亡、失踪、负伤分开统计，有人合并计算；有人只算军人，有人把支前人员纳入其中。数字不一致，不能直接推导出瞒报或漏报。
越南方面所谓“消灭中国军队六万二千五百人”，出自战时宣传性质较强的材料。材料还声称俘虏中国军人二百六十人，并“重创九个主力军”。但1979年参战的解放军部队，正是分属东西两线的多个军级单位，越军若真重创九个主力军，战场态势不可能仍以高平、谅山等地相继失守告终。
更关键的是，越南材料往往把击毙、击伤、失踪乃至重复报告的战果混在一起，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战场上一处阵地可能被多个单位重复上报，炮击造成的伤亡也难以当场核实。把未经核对的战果报告直接当作最终死亡人数，当然会造成巨大偏差。
中国方面的战果统计同样需要谨慎使用。公开资料曾记载，东线歼敌三万四千余人，西线歼敌一万三千余人，另有伤员和俘虏数字。这里的“歼敌”是军事统计用语，通常包含毙伤、俘虏以及失去战斗能力者，并不等同于全部被击毙。若把“歼敌”直接理解为死亡人数，也会得出失真的结论。
越军参战力量更为复杂。除正规军外，还有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部分人员穿着便服，依托村庄和山林实施袭扰，身份难以立即确认。解放军撤出后，越方也未公布一套完整、稳定、可核验的总伤亡清单。因此，越军究竟损失多少，学界至今只能依据双方档案、战地报告和后续回忆相互校正。
真正能够确认的，是这场二十八天的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国军队付出了数以万计的伤亡代价，越南北部多个正规师和地方部队遭到重创，边境地区的交通、城镇与防御体系也受到破坏。所谓“多出来的三万人”，并不是从某个名单里消失，而是被不同统计标准、战果宣传和资料缺口叠加出来的数字差。
战后，一名参战干部曾对身边人说：“报表上的一行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这句话没有复杂的修辞，却比那些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宣传数字更接近战争记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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