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5月，湖南澧县官垸一带，老人熊必寿后来回忆起日军进犯时，最难忘的不是枪声，而是村庄里突然消失的妇女和接连传来的哭喊。
那场灾难，并非几句“烧杀抢掠”能够概括。日军进入澧县后，常以搜查、清剿为名闯入村落，把妇女当作可以任意掳掠的对象。“花姑娘”这个带有侮辱意味的叫喊，成了许多百姓记忆中最恐惧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日军并不只在战场上施暴。他们骑马进村，挨家挨户翻找，躲在床下、麦地、竹园里的妇女，也很难逃过搜捕。当地一些妇女剪去头发，往脸上抹锅灰，想把自己装扮得年老难看，仍然无法摆脱厄运。
5月9日，官垸乡一名年轻妇女柏姓女子在逃难途中被日军发现，随后遭到多人侵害，最终死在逃亡路上。同一天，郭家口一户人家的金姓妇女躲在床底，仍被士兵拖出。她遭受折磨后，当晚在家中自尽。
这些事情发生在百姓逃难最无助的时候。男人外出打探消息，老人和妇女留在村中，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可以求助的地方。日军把侵略战争带来的暴力，直接压到普通人的家门口。
涔南乡也曾发生过类似惨案。日军将数名妇女集中到一处屋场，强迫她们接受侮辱，还以戏弄和羞辱为乐。这样的行为说明，施暴并非个别士兵偶然失控，而是在武力占领之下，对中国妇女进行系统性压迫的一部分。
在萤台乡芦家峪，一对逃难妇女被日军抓住。面对日军逼迫，老父亲宁死不肯屈从，结果被杀害，女儿也未能幸免。另一名孕妇遭受残酷折磨，家人将她救回后，她忍痛生下孩子，却很快因伤势过重死亡。
这类记忆之所以令人难以承受，是因为受害者并不只限于年轻女子。1943年5月12日，东门乡边河村一名年约五十岁的刘姓妇女被日军抓住，遭到侮辱后又被钉在木桩上，任由士兵继续施暴。年龄在侵略者眼中，并不能换来任何怜悯。
有一名十九岁的马姓妇女躲进麦地，军犬很快循迹找到她。面对扑来的士兵，她拼命反抗，咬伤一人并抓伤另一人的眼睛，最终被刺刀砍杀。她没有能力改变结局，却用本能的反抗留下了一个清晰事实：受害者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她们也曾用尽力气求生。
6月4日，大堰垱一处民宅中，几名妇女躲避日军搜查。骑兵闯入后，把她们赶到院坝里逐一辨认，年轻者被单独挑出，随后遭到侵害并被掳走。此后，她们的下落无人知晓。对家人而言，这种生死不明本身就是漫长的折磨。
涔中乡还发生过一起更加惨烈的案件。五名妇女逃往陈家大屋附近，其中两名妯娌因衣着醒目、行动稍慢，被日军追上。两人苦苦求饶，仍遭到多人侵害，最终被杀害。村民赶到时，她们已经没有了气息。
有人或许会问，日军为何敢如此肆无忌惮？答案不复杂。侵略军占据村镇后，地方秩序被强行打碎，武器掌握在施暴者手中，而普通百姓没有申诉渠道，也没有安全保障。军纪失守、民族歧视和战争暴力相互叠加，便造成了这类惨剧。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连年长妇女也不放过。1943年11月，一名吴姓老妇人被带走，数日后才被放回。金盆村一名龚姓老妇人被掳走多日，回来时精神已经失常。湖山岭村几名老妇人被迫做饭、洗衣、喂马，日军撤离时又将她们杀害。
12月24日，日军败退途中，梦溪寺乡一间茅屋中的病弱老妇人也遭到杀害，房屋还被纵火。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撤退并不意味着暴行停止，许多士兵在逃离前毁掉房屋、焚烧尸体，试图抹去罪证，也使受害者人数更加难以查清。
据1943年9月7日出版的《澧县民报》记载，日军第一次侵入澧县期间，已有一百六十六人遭到侮辱，二百零一人受伤，遭受侮辱并被杀害等在内的受害者达两千二百八十七人。报纸能够记录的，只是已经被发现和报告的一部分。
熊必寿曾说：“鬼子真是泯灭人性的兽类，完全没有一点点人性。”
这句话并非夸张的宣泄，而是一个亲历者面对大量惨案时留下的判断。澧县乡村中那些被毁掉的家庭、失踪的妇女和无法核实姓名的死者，构成了侵略战争最沉重的一页。屈辱不应被删去，受害者的名字也不该随着硝烟散尽而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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