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沪宁铁路车站，31岁的宋教仁正准备登车北上。同行者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普通的送行，会在数十小时后变成震动全国的政治案件。
当时，国会选举已经结束，国民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宋教仁作为代理理事长，主张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精神组建责任内阁，让内阁对国会负责，而总统不直接控制全部政务。
这套主张并非临时起意。宋教仁长期研究日本以及欧美的宪政制度，认为总统权力过大，容易走向个人专断；内阁若施政不当，可以通过国会更换，国家元首若出现重大问题，却很难以同样方式纠正。
也正因为如此，宋教仁此行北上，表面上是接受袁世凯方面的邀请，实际承担着组阁和协调南北的重要任务。友人曾提醒他提防意外，他却没有放在心上，只说：“政争应当公开进行，岂会有此等手段？”
夜里10时45分左右，宋教仁一行走到检票处。随行人员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特别戒备。就在他伸手接票的一刻，枪声突然响起，连续三发子弹划破了车站的嘈杂。
宋教仁捂住腹部，倒在铁椅旁，低声说道：“吾中枪了。”人群顿时散开，一名身穿黑呢军装的矮个男子趁乱逃走。于右任立即寻找车辆，黄兴等人则陪同宋教仁赶往铁路医院。
车上，宋教仁神志尚清醒。他知道伤势凶险，便拉住于右任，交代了三件事：存放在南京、北京和日本的书籍，希望捐给南京图书馆；家中老母年迈，请朋友照料；革命事业不能因他离去而中断。
医院请来格尔本、比林哈斯等医生会诊。手术中，子弹被取出，但伤势远比表面严重。子弹斜入腹部，伤及肾脏和肠道，医生还发现弹头带有毒性。即使失血不算太多，宋教仁仍持续腹痛，并出现大小便带血的症状。
剧烈疼痛中，他仍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发出电文。他说自己“束身自爱”，从未与私人结怨；从政以来只讲人道、公理，不曾把个人权利放在国家利益之上。随后，他又写道，国基尚未稳固，民众尚未得到安宁，此时离世，实在抱憾。
这封电文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建立稳定的宪法秩序。可以看出，宋教仁虽对袁世凯存有戒心，却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协商的可能。
3月21日凌晨，医生再次为他进行手术，对受伤肠道进行缝合和清理。宋教仁几度昏厥，口中仍念叨着南北调和以及外界误解。他担心有人把组阁说成争权，也担心党内纷争使国家再次陷入混乱。
3月22日凌晨，病情急转直下。宋教仁双手发冷，目光开始涣散，仍反复说着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凌晨4时左右，他已经无法正常讲话，黄兴俯身告诉他：“遁初，我们会照料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睁眼看了看身边的人，随后停止了呼吸。
宋教仁去世后，黄兴等人决定留下两种遗照。一种照片中，他上身裸露，伤口清晰可见，意在保留遇刺的真实证据；另一种则身穿礼服，端坐在白色沙发凳上，整理过头发，神态较为端正。这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伤口，一张保存身份，构成了对同一死者的两种历史注脚。
3月22日下午，袁世凯得知噩耗后曾问：“有此事乎？”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也因此中止行程准备回国。宋教仁之死，已经不只是个人悲剧，而是直接冲击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计划。
3月23日下午，宋教仁入殓。当天晚上，遇刺约68小时后，警方抓获应夔丞，随后又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开枪者武士英，并从应夔丞处发现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的电报和信件。案件由此出现了明确的指向，但“谁是真正主谋”始终没有得到完全可靠的结论。
此后的发展颇为曲折。武士英在狱中死亡，应夔丞于1914年被杀，赵秉钧也在天津突然去世，洪述祖则长期逃亡。1917年，宋教仁之子宋振吕与父亲秘书刘白追查到洪述祖的下落，将其缉拿。1919年4月15日，洪述祖在北京被执行绞刑。
不过，洪述祖受刑，并不等于全部真相水落石出。黄兴在挽联中直指袁世凯，孙中山则写道：“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留下的，不只是两张遗照和一宗疑案，还有一场未能完成的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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