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事情要回到1936年12月，蒋介石飞到西安，督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在此之前，张学良多次找蒋介石陈情，希望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侵略者，每一次都被蒋介石严词拒绝。杨虎城同样反复劝说，也没有结果。12月9日，西安大批学生游行请愿，准备去往临潼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可以武力处置。这件事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迫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
12月25日，张学良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决定，他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得知消息之后，急忙赶到机场劝阻，但是飞机很快起飞。登机之前，张学良留下手令，写明如果他在南京出事，东北军各位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指挥调度。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主动送蒋回去，是主动承担责任，同时留下手令稳住东北军，防止群龙无首发生内乱，破坏刚刚谈好的和平局面。他没有料到，这一纸手令，后来被杨拯英看作是加重蒋介石猜忌的一环。
蒋介石最初处置事变的时候，重心放在张学良身上，计划剥夺杨虎城兵权，让他离开西北出国考察，不再掌握部队。按照杨拯英的理解，正是看到这份手令，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戒备加深，认定杨虎城在西北根基深厚，有能力调动东北军旧部，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隐患。不过现有公开档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蒋介石当时就看到这份手令，并以此定下杀心。史学界更多观点认为，杨虎城是最早提议兵谏之人，事变里态度一直强硬，这才是蒋介石始终放不下他的核心原因。
1949年初，国民党提出和谈，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舆论，下达命令释放杨虎城、张学良。但是实权并不在李宗仁手中，毛人凤专门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明确答复，不能释放，继续转移、严加看管。这一年下半年，解放军不断向西推进，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濒临崩溃。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下定决心，对杨虎城下毒手。毛人凤按照指令，安排特务把杨虎城一行人从贵州押往重庆，对外谎称，是准备转送到台湾安置。
1949年9月6日晚上，杨虎城、杨拯中，还有秘书宋绮云夫妇、他们的儿子宋振中，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萝卜头，以及杨虎城在狱中生下的幼女杨拯贵，被带到歌乐山戴公祠。特务预先埋伏在房间内，杨拯中刚进门，就被特务用匕首刺倒，杨虎城听到动静回头，随即遇害。宋绮云一家和年幼的杨拯贵，之后也全部被杀害。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当时没有一同被带到戴公祠，他们是在当年11月底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行凶之后，特务用硝镪水损毁遗体样貌，就地掩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和警卫室地下，上面覆土掩盖。杨虎城牺牲的时候，五十六岁。
杨拯英当年没有跟着父亲一起入狱，当时她在延安读书，侥幸躲过这场劫难。几十年之后，面对采访，她说起这段往事，她的表达，并不是指责张学良存心造成悲剧。她清楚，张学良当时送蒋回京、留下手令，出发点是为了稳住西北大局，不想再起战事。只是这个善意的抉择，恰好触碰了蒋介石最敏感的戒备之心。同时她也明白，蒋介石本身的猜忌、报复心态，才是悲剧扎根的根源。就算没有这一纸手令，蒋介石也不会真正放心杨虎城，只是事态发展的节奏和结果，会不一样。
后世很多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习惯简单划分对错，把所有责任归于其中某一个人。但是回看当年复杂的局势，每一个人在那个节点做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的局限。张学良想要快速平息风波，换来抗日的局面；杨虎城坚持守住底线，担心承诺落空；蒋介石一心维护自己的统治，忌惮任何不受掌控的武装力量。这些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这场让人唏嘘的惨剧。时至今日，西安事变作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事件已经被载入史册，杨虎城和张学良作为爱国将领的功绩，也被长久铭记，只是这一段发生在胜利前夜的惨案，一直留在历史记录当中，让读到这段过往的人，很难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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