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明代贤士关于政德的重要述论及其当代价值

明代贤士关于政德的重要述论及其当代价值

黄超

陕西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摘要：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高度成熟的时代。伴随着君主集权体制的强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心学思潮的勃兴，以海瑞等为代表的“贤士”群体，围绕“政德”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了一场持续深入的思考与实践。他们秉承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核心理念，将政德视为联结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治理成效的关键枢纽，构建了一套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明代主要贤士在政德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及其核心内涵，进而立足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挖掘其可为治鉴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启示。

关键词： 明代贤士；政德；安民务本；心学思想；价值启示

目录

一、历史语境：明代政德论兴起的背景

（一）政治体制的集权化

（二）社会经济的变迁

（三）思想学术的转型

二、核心理念：修己以安人的双重维度

（一）君德：政教之原与天下之本

（二）臣德：事君治民的实践伦理

（三）理想的协同：“君臣共治”与“士大夫精神”

三、困境与反思：政德论在明代的现实命运

（一）皇权的侵蚀

（二）心学的空疏

（三）党争的攻击

（四）生存的艰难

四、当代启示：传统政德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一）对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启示

（二）对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的启示

五、结论

政治道德，简称政德，是政治主体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准则的总称。它既是衡量政治行为正当性的伦理尺度，也是保障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精神基石。在中国悠久的政治思想传统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观念源远流长，至明代中后期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得以深化、细化与系统化。面对明代中后期以降高度强化的皇权专制、日益严峻的吏治腐败与社会矛盾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冲击，以海瑞等为代表的明代贤士，或在朝为官、积极建言践行，亦或在野著述讲学、致力于思想传播与风气引导，从而将政德问题提升到关乎国家兴衰、天下治乱的核心地位进行审视与论说。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明代贤士的重要政德论述研究，仅在个别文章中予以体现，且多从“家风家教”“事功观”“治国理政”等视角予以诠释，并未直接从“政德”视角予以系统论述。因此，系统研究明代贤士的政德论，具有双重意义：一则在学术层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明代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及其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丰富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认识。二则在现实层面，尽管当下中国政治体制已从“家天下”转型为“民天下”，但如何规范权力运行、提升为政者道德素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仍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明代贤士对政德问题的深刻洞察，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不懈探索，其中蕴含的普遍性智慧，可为当今的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及涵养清朗政治生态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与价值启示。

一、历史语境：明代政德论兴起的背景

明代政德论的蓬勃发展与鲜明特色，并非贤士群体中孤立的个体思想现象，而与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演变、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思想学术的转型紧密相连。

（一）政治体制的集权化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推行“罢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编纂《大明律》与《大诰》及“惩元季吏治纵弛，重绳贪吏”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化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永乐以降，虽然形成了内阁且出现了以“明只一相”张居正为代表的强势阁臣，但阁臣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皇帝的信任与授权，并未改变皇帝“乾纲独断”的基本格局。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一方面使得最高统治者的君德对政局的影响被空前放大，“求所以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举而行之，其几只在皇上一存念之间而已”；150 另一方面，也使得身处官僚体系中的士大夫，其传统“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芥视臣僚”的极权统治下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明朝中后期以来，受到“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等因素影响，阉宦势力日益猖獗，士大夫独立人格与谏诤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在此背景下，明代贤士要达到维系政治秩序的目的，只能依靠道德力量，故而其政德论相较历代政德论而言，呈现出两个显著倾向：其一，空前强调“君德”修养的重要性，将“正君心”视为政治清明的根本前提，“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279 并在明制体系下进行了诸如经筵日讲、直谏规劝等多种“攻君之过”288 的活动，以此实现“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290 的政治目标。其二，在难以撼动皇权结构的情况下，更加注重臣德的修养与践履，“士非明志不可以自立，非定志不可以致远”，83 以此通过“修己”来影响乃至净化政治环境，实现“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3 从而维护国家统治正常运行。

（二）社会经济的变迁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白银货币化进程加速，社会财富的增长与流动推动了物质生活的繁荣，并带来江南等地的市镇兴起、市民阶层壮大、消费风气奢靡等变化。“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等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并深刻冲击着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内部，官员法定俸禄相对微薄，而社会交际与维持体面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攀升。叠加效应之下，加之明廷监管松弛，导致官员贪腐之风日益蔓延，吏治败坏成为明中后期严重的政治痼疾。对此，《明史·循吏传》在序言即指出，明初严惩贪吏，“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7185然“弘治以后，国稜渐损，诸司骄放，转相躏轹”的局势，在促成了“近世郡县以墨败者什七”局面形成的同时，也恶化了社会风气与官场生态，并激起了以海瑞等为代表的贤士群体的反思，从而促使明代政德论具有以强调操守、反对贪墨、辨明义利为特征的鲜明表述。

（三）思想学术的转型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路径，通过科举取士的途径深刻塑造了士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然而，其过于外在化、知识化的倾向，也容易导致士大夫道德实践与内心体验的脱节，并造成其“日趋势利，日流浮薄”82 的精神空虚。至明中叶，陈献章开启心学新风，王阳明集其大成，创立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将道德价值的根源完全收归于人人本具的“良知”，高扬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与能动性，主张“破心中贼”，通过内向的“致良知”工夫来实现道德完善。这一观点对明代政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政之德不再仅仅是学习外在规范，更是唤醒和扩充内在良知。政治实践本身就是良知发用流行、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其后，阳明后学流派众多，其中泰州学派王艮等更将心学思想推向民间，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从而使道德修养与日常生活、经世实务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心学的盛行，一方面形成了“王门弟子遍天下，又各立门派”的局面，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则为明代政德论提供了更为精微的哲学基础和更具内在驱动力的修养路径。

二、核心理念：修己以安人的双重维度

明代贤士的政德论，围绕“修己以安人”这一儒家核心命题展开，具体体现为对“君德”与“臣德”两个主体的道德要求以及二者在理想状态下的协同关系。

（一）君德：政教之原与天下之本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既是俗世的统治者，也是精神统治者”。正因其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故而其个人德行被认为具有风向标式的示范效应和决定性的政治影响。明代士人对此有着高度共识，他们将君德修养视为政治治理的起点与根本，并发表了系列重要述论。具体而言，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

1．敬天恤民

“敬天恤民”思想源远流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明代仍是君德的重要构成。它既包含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更是一种政治诉求，即将“天”视为政权的授予者与监督者。“天命”的保有，取决于君主是否做到体恤民众。对此，明代贤士不断强调“敬天恤民”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如海瑞、张居正就分别在《治安疏》《陈六事疏》中有所阐发：“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217“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通过海瑞、张居正的述论，我们不难看出，明代贤士将“敬天”与“恤民”直接挂钩，即君主必须体察民瘼，以勤政爱民、安国保民为己任，其权力行使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2．虚己纳谏

李振宏曾就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做出了“无论我们的制度（官僚体制）设计多么细密，无论在这一制度中运作的人多么杰出，在制度的最高层面，始终矗立着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不能触碰”的评论。然而，国政的复杂、国运的变化，又决定了君王必须紧紧依靠臣僚，方能有条不紊地处理朝政，而要做到此，就必须有“虚己纳谏”的精神。对此，明代贤士反复强调“虚己纳谏”的重要性：“我太祖、太宗皆容纳直言，以致盛治”，“国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刘蕡、宋陈亮是也，则当处以谏职”，17“更望皇上（明穆宗）虚心以求，选众而举，不惟其格惟其人，庶真贤可得，邦治有赖”。163 梳理这些言论，后人不难看出，在明代贤士眼中，接受朝野内外谏言，通常被看作检验君主德行的试金石，更是其有“公天下之心”、克服“予智自雄”私欲的关键。

3．躬行节俭

在中国古代政体中，君主处于权力最高位，故而其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朝廷举动，乃治乱之原，不可不慎”。因此，明代许多贤士都主张君主应躬行节俭，反对奢靡：“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明世宗）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218“奈何皇上（明神宗）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玭升斗之储”，“夫自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国乎？语曰江河不能实漏卮，此善喻也”。梳理这些言论，我们不难看出，在明代贤士眼中，君王躬行节俭，不仅是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体现“薄于自奉而厚于恤民”的仁德，更是为了引领社会风气，实现“以成一代文明之治”的目标。

（二）臣德：事君治民的实践伦理

董仲舒在觐见汉武帝时，就维系国家运行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观点。通过此论述，不难看出，虽然董仲舒意在强调“为人君”的重要素养与品质，但客观上却揭示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管理模式———“‘君’→‘官’→‘民’”，即处于权力系统最高顶端的“君（皇帝）”，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在做到管理“官（官员）”的同时，以此达到管理“民（民众）”的目的。因此，作为承接“君”与“民”的“官”，是朝廷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个人素质与治理能力如何，其政德状况关乎行政效能与政权基础，故而明代贤士对臣德的要求具体而微，主要形成了如下要求：

1．忠君与恤民的统一

“忠”是臣德的首要规范，但其内涵在明代得到深化。相较于历代臣德中“君恩盖如天”的描述，明代臣德并非表现为“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愚昧，而是将“忠君”与“恤民”紧密结合。以嘉靖朝贤相张璁为例，其在《禁革贪风》一文中指出：“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愿治之君必严于赃禁。昔唐陆贽之告德宗曰‘民者邦之本也；财者民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91 通过张璁的论述，不难看出，作为嘉靖一朝贤相，张璁虽因“大礼议之争”的表现，赢得了嘉靖帝赏识，但其在从政时，却并非一味顺从嘉靖帝，“未可尽谓其媚”，而是在“忠君”与“恤民”之间寻求平衡，从而走出一条“君臣相得，世罕其俪”的道路，这实质是体现了官员需同时具备对国家和人民的双重责任伦理。

2．清廉、担当、直言、务实的从政素养

作为治理民众的行政人员，“官”不但需要才高八斗的学问，更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素养。为此，明代贤士在其文集中记载了大量同时代良臣的从政事迹。梳理相关史料，以王廷相、任环、姜埰、李贽等为代表的良臣，其身上集中体现了“清廉”“担当”“直言”“务实”的从政素养：王廷相在担任陕西巡按期间，以“宪度贞肃”787 的清廉态度，公心办事，打击不法贪吏，并与当地镇守宦官廖镗“脧剥无度，人苦其毒”787 的不法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赢得当地民众赞誉；任环在担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时，与俞大猷携手抗倭，以“经略地方，枕藉干戈，神形俱劳”的担当，确保苏松地区的安定；姜埰在担任礼科给事中时，针对国事日非的情况，以“澄清之志”的态度，“议切时政，上书极言无所讳”，甚至不惜触怒明思宗；李贽在担任姚安太守时，针对当地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现实，“法令清简，不言而治”，并推行修石桥、传儒学等善政，从而加深了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良臣具象化的呈现，一方面反映了明代贤士对以王廷相、任环等为代表良臣执政的充分认同，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明代贤士认为良臣必须具备清廉、担当、勤政、务实的从政素养，如此才能辅弼君主、安定黎庶。

3．坚守“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横渠四句”，它的提出“不仅是中华民族人文理想的典型写照，而且是中华文化理论旨趣的集中表达”，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此道义成为激励明代贤士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政治昏暗或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仍然坚守“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拯救日益倾颓的明廷。譬如梅之焕，面对明神宗退居深宫、消极怠政的情况，直言进谏，要求神宗“严综核以责实事，通言路以重纪纲，别臧否以惜人才”；又如杨涟，虽经历阉党的严刑拷打，但仍然发出了“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的呼声。以梅之焕、杨涟为代表的明代贤士，其所面临问题虽有殊异，但其中包含的对“以天下为己任”道义的执着坚守，是明代政德论具象化耀眼的存在。

（三）理想的协同：“君臣共治”与“士大夫精神”

尽管有明一代皇权强势，但明代许多贤士心中仍怀有“君臣共治”的政治理想。这并非权力分割，而是强调在共同维护国家秩序运作的前提下，君主与士大夫各尽其职、和衷共济，形成一种以道义为基础的治理共同体。区大相认为：“天下犹人身然，朝廷，腹心也；臣工，手足也。流通于腹心、手足之间，则元气是已。不幸有寒暑疾，腹心未尝曰‘此手足不善护卫也’，手足亦未尝曰‘此腹心不善调摄也’，相与维持元气，善厥身而已。”通过区大相的论述，不难看出，君王与臣工应共同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并相互配合，方能维持国运长治久安。这种理想追求则从侧面强调了道德权威对政治权力的引导与规范。与之相应，明代中后期逐渐凝聚出一种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强调士人应重名节，作为“道”的承担者，应有独立的人格、社会的关怀和批判不公的勇气，即使“位卑”，亦不忘“忧国”，并通过讲学、清议等方式，发挥舆论作用，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在体制内外维持一种道义力量，以平衡和匡正君王权力。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的“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2 的激烈批判与“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9 的“学校议政”设想，可视为这种“士大夫精神”在明清之际的升华。

三、困境与反思：政德论在明代的现实命运

尽管明代贤士围绕“君德”和“臣德”以及二者在理想状态下的协同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政德论述，但有明一代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政德论只能在个别“开明君主”的统治时期才得以更好实施。从长时段来看，政德论往往面临着“束之高阁”与“止于墨卷”的时代困境。究其缘由，有以下四点：

（一）皇权的侵蚀

政德论有效实行的前提是君主能率先垂范，但明代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皇帝与臣子地位的极端不平等。正如周良霄所述：“朱元璋以‘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标榜，灭元兴明。在建制上，以承唐、宋为名义，而实际上却继承元朝，不过将一些蒙古的名号、制度予以废弃和改易。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由此造成了“高度强化了的明代皇权专制制度没有也不可能使其臣仆有所作为的场所”的现象产生。地位的极端不平等，则决定了实行政德论的主动权在皇帝而非大臣。因此，皇帝的素养往往成为政德论践行的根本保障。纵观有明一代，便可看到，除了在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等少数君王统治时期，由于君王贤明，且虚心纳谏，故而出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125 以及“朝序清宁，民物康阜”196等政德论实行较好的时代，而在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时期，由于帝王统治或过于专断，或荒于朝政，或耽于享乐，以致出现了“忠臣（方孝孺）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与“嘉靖末载，世风之溷浊甚矣，民不见德，惟贿是闻”以及“自十一年相国张居正殁后，（明神宗）君德日损，盖不胜其骄逸贪惑之心也”等政德论实行较差的时代。由此可见，皇帝自身素养及对君德的态度，往往决定国家能否“自上而下”践行政德论，若遇自身失德的皇帝，政德论的约束便会苍白无力。

（二）心学的空疏

阳明心学虽然有“知行合一”等践行政德论的有益学说，但其本质上仍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存在“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却否定用外在规范来管束‘心’、禁锢‘欲’”159 等消极思想。这一思想的存在，一方面导致部分明代官员轻视具体的修养工夫和知识学习，并产生“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另一方面促使明代官员群体中出现了狂狷型人格的官员，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以“率性自然”为名，突破正常伦理规范，不仅催生“奢靡相沿，丰厨法酝，朝弦暮歌，鲜衣怒马，以恣玩游”的纵欲行为，甚至个别官员在致仕后，仍在其家乡“势力未忘，犹作威福”。上述情况的出现，不仅于治国理政无实际裨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害了“臣德”所要求的严谨与自律，造成了官员群体中“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的乱象出现，弱化了明代官员群体的担当意识。

（三）党争的攻击

政德论虽然反映了明代贤士对“良治”的期许，对“良臣”的渴望，然而，在有明一代的党争中，“政德论”常常异化为攻击政敌的工具，其批判标准并非依据事实而是基于派系立场，甚至贤士群体亦不能幸免。以明末东林党为例，以“道德清流”标榜的东林党，在天启元年 (1621年)秉政后，虽然一度出现“众正盈廷”的良治局面，但掌权后的东林党人“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减轻改革的阻力上，而是放在对所谓‘邪恶派’官僚的秋后算账上，到处树敌”。174 为了打击反对势力，他们不惜以“贪污”“奸邪”“结党”等道德指控政治对手，以致出现“蜩螗沸羹，鲜有宁日”的局面，此举不仅使严肃的政德论评判蒙上党同伐异的色彩，削弱了其公信力，更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整合反对东林党势力，进而为制造“藐视朝廷，肆威中外，虿毒缙绅，蔓连士类”的乱政局面提供了机遇。

（四）生存的艰难

政德论的实施除君王外，官员的操守坚持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然而，明代官员俸禄普遍偏低，“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2003 且自洪武二十五年后“为永制”。2002 然而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升，促使“一品官、二品客”等社会思潮形成，并由此“掀开明代社会生活风尚由俭入奢的帷幕”。164 面对现实经济压力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除海瑞等少数官员尚能保持“清苦之行”外，大多数官员往往难以如海瑞般坚持清廉操守，“举朝不能堪，亦举朝不能及”。“俸薄”虽不能成为其贪腐的正当理由，却反映了明代俸禄制度缺陷给政德实践带来的客观困难，导致官员群体“知”与“行”难以合一。

明代政德论的困境深刻揭示：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健全的法治保障背景下，单纯依赖道德教化、心性修养约束，难以持久对抗权力的腐蚀性与人心的复杂性。士大夫的道德勇气与理想主义，在强大的结构性压力面前，往往显得悲壮而无力。这促使后世需要深刻思考道德与制度、内在自律与外在约束的关系。

四、当代启示：传统政德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尽管有着特定的历史局限，明代贤士关于政德的重要论述及其所遇历史困境，对于当代中国加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涵养清朗的政治生态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具体如下：

（一）对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启示

1．强化“知行合一”，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明代政德论与阳明心学联系紧密，极端重视为政者的内心修养与道德主体自觉。这对于今天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两面人”现象，具有深刻启示。新时代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质上也是要唤醒和培育其内在的党性觉悟与道德自律。对此，可以借鉴明代政德论中“致良知”等修养工夫中的合理因素，转化为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有效方法，强调内在道德情感的培育与道德意志的锤炼，从思想深处解决“总开关”问题。此外，明代政德论强调“知行合一”，即反对空谈，注重实践，这对领导干部培养有重要借鉴：政德不能止于认识和表态，必须体现在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中。对此，应鼓励干部到基层一线、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中去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砥砺品质、提升德行，实现理论与实践、认识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2．恪守“民惟邦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明代政德论虽有历史局限，但重视民生疾苦、体察民情民意、主张施政以民为本，这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王廷相、任环等良臣“爱恤民众”的担当精神，值得称道。对此，当代政德建设必须将“以民为本”作为核心价值，教育引导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坚持走群众路线，将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政德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3．弘扬“清、责、直、实”政绩观，锤炼优良职业操守

明代政德论对官员清廉、担当、直言、务实的从政素养要求，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在当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背景下，除需锤炼优良职业操守，还需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弘扬“清、责、直、实”政绩观：“清”，即清廉从政，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权力公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责”，即担责从政，领导干部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审慎用权，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直”，即直言从政，领导干部要秉持正直、坦率的态度，敢于直言不讳，勇于表达真实想法和观点，不隐瞒，不阿谀，以推动政务公正、合理；“实”，即务实从政，领导干部要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而赢得民众广泛支持。

（二）对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的启示

1．警惕“道德工具化”，维护政德评价的严肃性与客观性

明代晚期党争中政德标准被滥用，以致出现“党派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的情况。这一点警示我们，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监督中，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必须基于事实、客观公正。批评与监督应出于公心，不能捕风捉影、诬告陷害，更不能将道德指控作为打击异己、进行无原则斗争的工具。要营造健康、积极、理性的党内政治文化。

2．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明代政德论实践的历史困境表明，道德教化必须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刚柔并济。因此，必须“把外在的威慑、科学的制度和内在的觉悟、修为三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方才能对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大有裨益。

3．汲取传统“公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明代政德论重视“清议”和“公论”，其中包含的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舆论监督的认可等思想，应予以批判吸收。对此，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健全民主决策机制，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五、结论

总而言之，明代贤士关于政德的重要述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宝库中一份厚重而独特的遗产。在皇权高度集中与社会深刻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从哲学思辨、价值构建、个人践履等多个层面，对权力伦理、官员道德、政治责任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不懈求索与深刻阐发。其理论体系之缜密、现实关怀之深切、道德勇气之卓绝、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们试图以道德力量规训权力、净化政治的努力，虽在“将‘天下私有’组织化、制度化、体制化”的明朝难以完全实现，但其对为政者内在道德自觉的唤醒、对民生福祉的终极关怀、对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都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蕴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智慧。通过对这份遗产进行科学的梳理、批判的扬弃与创新的转化，让古老的政德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焕发新的生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必将助力中国共产党更好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且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发展道路。

来源：《长治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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