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推进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就注意到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苗头。土改之后，农民分到土地，一部分农户底子好、农具充足，慢慢富裕起来；还有不少农户缺少耕牛、种子，遇上灾年就只能借债，甚至变卖土地。他当时判断，如果放任农村长期维持个体单干的模式，自发的分化会不断发展，穷苦农民会重新陷入困境，革命争取来的成果就会流失。1953年，他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防止出现新的两极分化，这也是农业合作化重要出发点之一。
那时候很多人觉得，分了地农民就能安稳过日子，不用急着组织合作社。毛泽东看到的是小农经济本身的局限，一家一户的生产，抗风险能力弱，天然会因为劳动力、土地、家底的差别拉开距离。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那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的痛苦道路。想要避免这种局面，就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路子，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互助生产，一起抵御风险，慢慢实现普遍富裕。这个思路，后来贯穿在他对农村、对分配问题的长期思考里面。
之后几十年，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警惕脱离公有制、放任自发经济带来的分化风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担忧农村搞单干会重新出现贫富分化；后来的实践证明，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分配调节制度的前提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兼顾生产活力，同时通过制度调控防范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0到1之间，数值越高代表收入差距越大。0.4一般被视作国际参考警戒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们国家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高点之后，整体进入波动回落的区间，近些年稳定在0.465左右，反映出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但不等于两极分化，国家始终把防范两极分化作为重要底线。同时城乡收入比值持续缩小，脱贫攻坚完成之后，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低保、医保、养老这些兜底体系不断铺开，转移支付持续向低收入群体、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解放生产力。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的问题慢慢显现，国家陆续出台政策，税收调节、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加大对分配环节的调控力度，就是在回应早年提出的这个课题。
当年毛泽东提出防止分化、追求共同富裕，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怎么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阶段平衡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长期难题，没有一次性的标准答案。我们没有走完全平均的老路，也不允许差距无限拉大。既要保持经济活力，鼓励勤劳致富，也要持续通过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通人，守住不出现两极分化的底线。
这个从五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课题，还在一步步推进。当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方向没有变，解决收入差距的方式，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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