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黑帮大佬张安乐抗五星红旗游行，他最大的梦想是祖国统一！

2013年6月29日，台湾台北松山机场，张安乐刚走出飞机舷梯，便被警察带上了手铐。机场外，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支持者举着五星红旗等候，记者的镜头不断闪动。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手里没有遮掩物，只有一本宣传册，封面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

现场有人低声问：“他就是白狼吗？”

这个名字在台湾社会并不陌生。它曾与帮派、械斗和江湖传闻联系在一起，也与两岸统一、街头游行和政治争议紧紧相连。张安乐身上最复杂的地方，恰恰是这两种身份长期重叠，却没有简单地互相取代。

张安乐出生于1948年，祖籍南京。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大批撤往台湾，他也随父母离开大陆。父亲是军人，母亲从事教育，家庭环境并不贫困。可在当时的台湾，学校与社会之间并不平静，外省人与本地青年之间时有摩擦，校园里的小团体也越来越明显。

那是一个秩序高度紧张的年代。政治管控严格，青年缺少公开表达的空间，许多人转而在街头和帮会中寻找归属感。张安乐读中学时便接触帮派，后来加入竹联帮。由于属于“狼”字辈，他得到了“白狼”这个称号。

帮会并不是传奇故事里的江湖客栈，更多时候意味着暴力、利益和风险。张安乐年轻时参与帮派事务，也曾因伤害宪兵而被判刑。那段经历让他付出代价，却没有使他退出江湖。相反，他逐渐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处理冲突时讲究规矩，安排人手和分配利益也颇有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只靠拳头立足。后来他考入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接触到更多书本知识。对帮派而言，一个能读书、会分析、懂得经营关系的人，往往比单纯能打的人更有价值。陈启礼等竹联帮人物，也因此更加重视他的作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驻台带动了复杂的社会变化，灰色产业随之扩张。张安乐看准机会，推动竹联帮建立更严密的分支管理制度，各地组织定期上缴所谓“母金”，既维持总堂收入，也强化了对分部的约束。这种做法带有鲜明的商业管理色彩，也使他在帮派内部迅速上升。

但帮派最难解决的，往往不是扩张，而是权力分配。资历、辈分和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内部矛盾很快出现。张安乐后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谋生。有人把这看成失败，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主动脱离原有轨道。

在美国，他经营餐厅，也继续求学。离开街头之后，书本开始占据更多时间。熟悉他的人认为，张安乐做事依然果断，但比年轻时多了一层计算和克制。这样的变化，后来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选择。

1984年，美国发生“江南案”。10月15日，作家江南，也就是刘宜良，在加利福尼亚州遭枪杀。案件牵涉台湾情治系统、竹联帮成员和蒋经国当局，震动极大。陈启礼被认为参与其中，事后曾到美国与张安乐见面。

张安乐当时提醒陈启礼：“事情既然牵涉官方，回去以后未必安全。”

这句提醒是否改变了案件走向，历史难以下定论。但陈启礼留下相关录音，确实成为后来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材料之一。“江南案”引发美国方面强烈反应，也加重了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台湾解除戒严、政治结构变化过程中的一块沉重砝码。

张安乐后来因毒品走私案在美国服刑多年。关于这段经历，外界有过许多传闻，但可以确认的是，监狱并没有使他完全沉沦。他在狱中继续读书，出狱后还取得学位。这个曾经在街头解决问题的人，开始更多借助文字、演讲和组织活动表达主张。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对“中国”的重新认识。长期漂泊海外，使他对故土的理解不再停留在家庭记忆。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大陆经济开始展现活力。张安乐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可以经商的市场，也是一片与自身身份无法切割的土地。

2000年前后，他曾到大陆暂避风波，并有过被警方短暂扣留的经历。那次经历谈不上顺利，却让他更加直接地接触到大陆社会。此后，他开始把统一主张从个人认同转变为公开政治行动。

2005年，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台湾成立。这个政党规模不大，却长期公开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主张。张安乐带领成员走入基层，举行集会，挥舞五星红旗，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支持者认为他敢于表达，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帮派背景与政治活动纠缠太深。

这正是张安乐最具争议的地方：他不能抹去自己的江湖经历，台湾社会也不会轻易忘记那些旧日传闻；但与此同时，他又确实把统一主张坚持了多年，并将其置于个人安危之前。

2007年陈启礼去世后，张安乐写下长篇悼词。两人曾并肩于帮派，也共同经历过“江南案”带来的震荡。陈启礼未能看到两岸统一，成为张安乐反复提及的遗憾。此后，他在街头活动中更加高调，最终被台湾方面列入追缉范围。

母亲病重时，他没能及时见到最后一面。2013年，他选择在母亲祭日前后返回台湾，明知机场会有警察等候，也明知自己可能被带走，却仍然踏上了那趟航班。

松山机场的手铐、镜头和五星红旗，把张安乐一生中彼此冲突的几种身份同时推到了公众面前。白狼是帮派时代留下的称号，张安乐则是他后来主动塑造的政治名字。至于那本被他紧紧握住的宣传册，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位老人当时最不愿退让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