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国共差点全面开战，是谁拉住了刹车

1941年1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消息传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在电话里痛斥何应钦，随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同一时刻，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在电报稿上写下了八个字：全面反攻，不怕决裂。

从1月中旬到3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共两党几乎滑到了全面开战的边缘。华北的八路军在调动，华中的新四军在集结，陕北的部队进入了战备状态。但这场仗最终没有打起来。

拉住刹车的，不止一个人，不止一股力量。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主席的反应是激烈的。1月15日，他电告周恩来和叶剑英，说“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要求“政治上发动猛烈的全面的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1月13日，他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刘少奇、陈毅等人，同意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并且说得很清楚：如果皖南部队被消灭，就坚决彻底干净消灭韩德勤和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这是准备大打出手的姿态。但延安的激烈反应，不等于重庆方面就没有人在往回拉。

周恩来在重庆的工作，是整个危机中最关键的一环。他1月11日得知新四军军部被围之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分析局势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另一种是打退蒋何的进攻、争取继续合作抗日。周恩来给南方局定下的基调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愿破裂，不然就要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

这个判断决定了南方局的行动方向。周恩来一面以中共代表身份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一面通过重庆的各种渠道向外扩散皖南事变的真相。1月17日晚，在国民政府发布通令的当天，周恩来在电话中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他把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呈蒋介石，内容第一条就是“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条是“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

张冲这个名字，在1941年的国共关系里，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绕不开的存在。

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从抗战开始就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络人。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见到周恩来，说了一句“没有脸见人”。这话不是客套。张冲在事变之前一直在国共之间传递信息，他清楚新四军北移的安排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死路上的。

事变之后，张冲的角色变成了“救火队员”。2月19日和20日，他两次求见周恩来，不断打电话、写信，请周恩来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周恩来把“十二条”交给他转呈蒋介石，张冲接下了这个差事。他一方面向周恩来解释蒋介石的难处，一方面向蒋介石转达中共的底线。两头跑，两头都不讨好。

张冲这么做有他自己的逻辑。他始终认为国共不能彻底翻脸，翻脸了对谁都不好。他在事变后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话：“出了这样的事，还怎么做兄弟！”这句话带着情绪，但情绪底下是一层清醒的判断：抗日还没打完，兄弟阋墙的后果谁都兜不住。

张冲的斡旋没有立刻见效，但它维持了国共之间一条没有断掉的沟通线。这条线在后来局势缓和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外部力量中，反应最快的是苏联。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拒绝出席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举行的晚宴，苏联外交部建议宴会改期。苏联各报刊发表塔斯社电讯，明确指出皖南事变“很可能导致内战，而内战只能削弱中国的力量”。

真正让蒋介石感到压力的是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的动作。潘友新在1月25日拜会了蒋介石，崔可夫则分别拜会了何应钦和白崇禧。苏方在拜会中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国民党不悬崖勒马，苏联可能停止对华援助。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他的反应：“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话是硬的，但行动上他没有把局势继续往破裂的方向推。苏联的压力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让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全面反共的代价可能超出他的预估。

美国的动作比苏联慢一些，但方式不同。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豫南作战和晋南作战相继展开。日本人的进攻不因为国共冲突而推迟，这本身就在提醒重庆：外敌还在门口，家里不能乱。

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是中共与美国政府高层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居里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要蒋介石“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居里对蒋介石说得很直接：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美援是蒋介石的生命线。这句话的分量，蒋介石比谁都清楚。

在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寓所，恳切说明公开处置“不仅有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多顾虑”。

王世杰和张治中交谈时，两人“均主目前必须力避大破裂”，张治中还“以其意向蒋先生力陈”。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悬崖勒马”。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说此事“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虽然表示“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和愤慨”。

这些声音没有形成合力推翻蒋介石的决定，但它们构成了一个氛围：国民党内部对皖南事变的处理方式，存在广泛的不安和反对。这种不安在后来蒋介石做出承诺时，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没有出席。他们此前在3月2日以公函形式递交了“后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

中共和中间党派的态度是一致的。沈钧儒等人建议中共以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讨论，作为出席条件，否则不能出席。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了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讲话，作出了一个承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

皖南事变之后，华北的八路军没有围攻沈鸿烈，华中的新四军没有围攻韩德勤。延安发出的“全面反攻”的命令，最终没有变成军事行动。

仗没有打起来的原因，说到底是一笔账。国民党要全面反共，就必须准备全面投降日本，而英美不同意蒋介石降日。共产党要全面反击，就要准备两面作战，一面打日本，一面打国民党，这在1941年的条件下是撑不住的。两边都算清了这笔账，所以两边都没有把脚踩到底。

张冲在1941年8月病逝。周恩来提议为他的追悼会捐款三万元。从1月到8月，张冲在国共之间来回跑了七个月，没有改变皖南事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但他维持住了那条沟通的线。那条线在3月6日蒋介石说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时候，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