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延安，徐向前因伤休养，山东前线却接连传来让人头疼的消息。罗荣桓面对陈光、朱瑞之间不断升级的分歧，给中央发去电报，请求把自己调离山东。
这封电报表面上是在“请辞”，实质上却是一名高级干部对组织运行困难的汇报。罗荣桓并不是怕担责任，更不是与谁赌气，而是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几支部队长期各行其是，山东抗战的力量就很难真正拧成一股绳。
山东的问题，起点还要从1937年说起。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地方军政系统迅速失去有效控制。韩复榘率部撤离山东，日军很快占据大片交通线和城市，地方民众只能依靠自身力量组织武装，抵抗侵略。
这些队伍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完整的后勤体系，也缺少统一的指挥机关，许多部队靠熟悉地形、发动群众和灵活作战保存下来。打游击，他们有经验；守根据地，他们有办法。可一旦面对日军大规模扫荡，单靠地方力量便显得吃力。
有意思的是，山东部队并非不愿意接受中央领导，而是多年独立发展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指挥习惯和利益格局。外来部队要进入山东，不能只凭一纸命令，还得在战斗中证明自己，在相处中取得信任。
因此，中央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调往山东，并非普通增援，而是希望借助这支经过平型关等战斗锤炼的部队，整合当地抗日武装。问题也随之出现：第一一五师有自己的干部体系，山东地方部队也有自己的指挥班子，双方名义上合作，实际作战时却常常各管一摊。
局部战斗还能依靠勇气和经验解决，遇到大规模行动，指挥不统一的弊端便暴露出来。谁来定下总的作战方向，谁来协调各部队的兵力，谁对失误承担责任，都不能长期含糊。
当时山东的干部并不少，真正难找的是一个能够让各方都服气的人。陈光有战斗能力，作风果断，但性情急躁；罗荣桓长于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资历深厚，却不以野战指挥见长；朱瑞熟悉政治与军事工作，原则性强，但处理复杂关系时不够圆融。
徐向前的到来，暂时缓解了这个难题。他在红军时期便有很高威望，指挥作战经验丰富，山东各部大体能够接受他的调度。可到了1940年，中共七大筹备工作推进，徐向前奉命前往延安。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离开山东，竟成了长期离开。
徐向前抵达延安后，因会议安排变化暂时留在那里。一次外出时，他被战马踢伤，只能住院休养。伤势未愈，便无法返回山东主持工作。前线不能没有负责人，陈光、朱瑞、罗荣桓只得共同承担山东的军事和政务。
起初，中央大概认为三人可以互相配合。陈光熟悉前线，朱瑞能够处理军事政治事务，罗荣桓则负责协调全局。可实际工作中，三人的性格与工作方式差异太大，矛盾逐渐从意见不同变成互不相让。
陈光更看重战场效率，认为命令一旦确定就应迅速执行；朱瑞强调原则和程序，遇到问题喜欢追根究底。两人都不是轻易改变看法的人，争执一多，便容易把工作分歧带入个人关系。
据相关回忆，罗荣桓曾劝双方：“事情要往前推进，不能把分歧变成隔阂。”这句话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因为矛盾的根源，不只是脾气不合，还在于山东缺少一个明确而稳定的统一领导机制。
罗荣桓夹在中间，既要维护部队团结，又不能简单偏向任何一方。若支持陈光，可能引起政治工作系统的不满；若倾向朱瑞，又会影响前线指挥效率。调解一次容易，长期调解却会消耗整个指挥机关的精力。
于是，那封“把我调走”的电报发往延安。它不是逃避，而是把山东内部难以解决的症结交给中央裁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了解情况后，没有把问题归结为个人恩怨，而是着手调整山东的领导关系和工作分工。
随后，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陈光、朱瑞也分别承担新的职责，原先互相牵制的局面得到改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才逐渐从各自作战走向统一建设。 ഒ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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