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6月，江西战场，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的番号即将改编，李作鹏调任军长，原先多次代理师长的王东保，终于正式接掌第十六师。这个任命看似顺理成章，背后却拖了近三年。副师长、代理师长、再任副师长，职位反复变化，确实不寻常。
问题也由此而来：王东保迟迟没有转正，是不是因为战斗作风不够硬？答案不能只用一句话概括。军队任用主官，既要看资历和能力，也要看部队特点、上下级配合，以及关键战役中的表现。
王东保早年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基层担任政治干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任团组织干事。这个团的主官后来多次调整，部队也在战火中不断转隶，王东保由机关岗位逐步走向一线。
1938年，这支部队改编为苏鲁豫支队。1940年以后，又编入新四军第三师序列。环境变了，任务也变了，王东保从营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做起，逐渐熟悉了作战指挥。此后，他由政治干部转任团长，开始真正承担军事主官的责任。
这一步并不轻松。
政治干部转任军事主官，不能只会做思想工作，还得判断敌情、调配兵力、掌握战机。王东保在抗战后期升任第三师第七旅副旅长，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认可。但认可，并不等于已经具备驾驭一支老部队的全部条件。
抗战胜利后，第七旅随第三师进入东北。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成立，第七旅改编为第十六师。由于师长位置暂时空缺，王东保被安排代理师长。这个安排有现实原因：原旅长彭明治身体状况不佳，是否重新回到部队，仍存在可能。
第十六师的底子很深。它的部队源头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走上井冈山，并经过红四军、红一军团等历史阶段。这样的部队，传统鲜明，骨干众多，对师级指挥员的要求自然很高。
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都是这支部队进入东北后经历的重要战事。第十六师并非没有胜仗，也不是不能打硬仗，但与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二纵队第五师相比，成长速度没有达到上级预期。
有意思的是，第五师原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进入东北后由钟伟担任师长。论老底子，第十旅早期未必胜过第七旅，可钟伟善于抓住作战意图，执行任务果断，部队敢于猛打猛冲，逐渐形成鲜明风格，因而常被上级调去承担关键任务。
第十六师的情况则更复杂。纵队领导几次调整，部队长期磨合，指挥风格没有迅速统一。1947年夏季攻势之后，上级对该师进行了整顿，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还亲自到师里帮助改进。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问题并不只是某一位干部的个人能力，而是整支部队的作战面貌需要改变。
1947年以后，梁兴初、李作鹏先后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王东保第一次代理师长时，梁兴初到任，他改任副师长；梁兴初离开后，他又代理师长。后来李作鹏接任，他再次退居副职。直到李作鹏升任军长，王东保才正式成为师长。
反复调整，容易被理解为“不够硬”。但从实际情况看，王东保并不是缺少战场经验，更不是没有指挥能力。他的问题，或许在于从政治工作转入军事主官后，个人指挥风格尚未完全形成，而第十六师又是一支传统深、要求高、比较对象强的部队。
上级对他的安排，也未必全是否定。若认为他完全不能胜任，便不会让他多次代理师长，更不会在部队南下、战事频繁之际把正式师长的位置交给他。反复代理，恰恰表明他一直处在考察和使用之中。
1949年6月，李作鹏升任军长，王东保正式担任第十六师师长。此时部队已经转战到江西，随后参加解放广州和海南岛战役。王东保走上正职，并不是因为突然发生了改变，而是多年作战、整顿和磨合之后，组织对他的资历与能力作出的综合判断。
所以，称他“因战斗作风不够硬”而迟迟不能当师长，未免简单。更准确地说，他面对的是一支历史厚重、竞争激烈的老部队，也经历了军事干部成长中最难的一段路：有职务，有责任，却要在一次次比较和调整中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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