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内参|网红超长蛋挞，18块值不值？

六月份，一家连锁快餐在杭州的快闪店里推出近 30 厘米的“超长挞”，定价 29.9 元。九月份，河南、安徽的本土烘焙店把长度直接做到 60 厘米——和成年人手臂差不多长，售价 15.8 到 18.9 元。

接着就是熟悉的场面：门店限购、排队两三个小时、代购价一路炒到 56.8 元。社交平台上“超长蛋挞”相关话题曝光量破十亿，某品牌上线八天卖出七十多万份。

一根用面粉和鸡蛋做的东西，凭什么卖 18 元？下面这七个问题，正好对应经济学史上的七个流派。

一、先看这条路：从田里到你手里

一根蛋挞到你手上，中间走了七道手：

第一道，田里。小麦、鸡蛋、糖料、油料，从地里和养殖场出来。

第二道，初加工。小麦磨成面粉，鸡蛋打成蛋液，糖和油脂各有各的厂。

第三道，预制工厂。挞皮在这里被压成 60 厘米长、冷冻起来；蛋挞液按配方调配好，装袋。

第四道，包装与模具。长条礼盒、专用烘烤模具，都是配套做的。

第五道，冷链。零下十几度，从工厂一路运到门店，最远到新疆。

第六道，门店。解冻、入模、灌浆、烘烤。店员不需要会揉面，也不需要会调蛋液。

第七道，到你手里。

这一轮爆红，真正的推手不是哪家烘焙品牌，是上游的冷冻预制工厂。挞皮、内馅、包装盒、模具一站式供货，门店只要会烘烤就能上架。行内管这叫“去烘焙师化”。

门槛一降，全国商户十几天内集中跟风，售价从二三十元跌到十几元。

二、重农学派：财富到底从哪儿来

十八世纪的法国，有一群人坚信一件事：只有土地能创造财富。小麦长出来，鸡蛋生出来，这叫“净产品”；把小麦磨成粉、烤成挞，只是改变形态，不增加财富。

这就是重农学派。用他们的话说，这根蛋挞的全部财富源头在田里，后面每一道手都不生产财富，只是搬来搬去。

拿今天的账一看，这个说法就露馅了：田里那点小麦和鸡蛋，在一根 18 元的蛋挞里可能只占一两块。真正让价格起来的，是后面那六道手。

重农学派解释不了加工和流通的价值，所以它只盛行了几十年。但它问对了一个问题：财富的源头在哪里。

重农学派的主张，有它特定壤。十八世纪的法国，农业还是绝对主体，而当时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又让农业长期受损。他们抬举土地，一半是理论判断，一半是对时弊的回应。

所以这套说法属于那个时期、那个地方。放到今天，制造业、服务业、数字产业的比重早已不同，直接照搬会得出荒唐的结论。

读任何一个流派都一样——先看清它在什么处境里、要回答什么问题，再决定信几分。当参考，不能当真理。

三、亚当·斯密：两条最硬的发现

斯密的第一条是分工。他认为，财富增长不靠土地，靠分工——活儿切得越细，效率越高。

这根蛋挞就是分工的证据：面粉有面粉厂，蛋液有蛋液厂，挞皮有挞皮厂，包装有包装厂，门店只管烤。一家店要自己从头做到尾，成本高得多，也不可能十几天铺遍全国。

斯密的第二条是“看不见的手”。没有人统筹指挥——工厂不知道谁会买，门店不知道明天排多长的队，代购只知道哪儿有差价。各追各的利，最后产品卖到了新疆。

斯密的判断是：价格由投入的劳动决定。那 18 元里，装的是七道环节上所有人在所有日子里付出的劳动。

四、马克思：18 元归了谁

马克思接着往下问了一层：劳动创造了价值，但价值最后落到谁手里？

先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某个人干活花了多久，是社会平均下来需要多久。同一条挞皮，工厂做和店里手工做，社会认的时间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

五、边际效益：为什么第一口值钱，第六口不值钱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三个人几乎同时推翻了前面的说法。他们说：价值不来自成本，也不来自劳动，来自消费者对下一单位的主观评价。这就是边际效用。

关键词是“下一单位”。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看它总共多有用，看的是——再多一个，你还愿意掏多少。

用这件事来看：最早的一批买家愿意出 56.8 元，愿意站在队里等两个小时；轮到后面的买家，只愿意出 15.8 元，多一分就走。东西没变，愿意付的价码一直在往下走。

六、马歇尔：一支教科书级的供需

1890 年，马歇尔把前面两派合了起来：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刀刃。

九月上旬，需求端被社交平台点燃，而供给端受工厂产能限制，短暂缺货——供不应求，于是排队、限购、代购加价到 56.8 元。16.8 元的原价，成了全城最低价。

两周之后，供给端发力：全国工厂跟风投产，门槛降到地板，店店都有。而需求端的新鲜感已经消耗完。供过于求，价格从二三十元跌到十几元。

一个多月走完完整的涨落，教科书上要讲一个学期的两条曲线，它在四十天里跑完了全过程。

七、奥地利学派：价格是信号，企业家是发现者

奥地利学派从门格尔开始，坚持一件事：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同一根蛋挞，对想拍照的人值 18 元，对不爱吃甜的人一文不值。没有客观的“真实价值”等着被发现。

他们更看重一类人：企业家。武汉那家冷冻工厂的老板，在别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判断出“长得离谱的蛋挞会有人买”，并迅速把挞皮、内馅、包装、模具配齐，成套供货。这叫**企业家警觉**——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机会。

而哈耶克的看法更耐琢磨：这个判断所需的全部信息，分散在全国无数个工厂、门店、代购、消费者脑子里，没有一个人能集中算出来。是价格——16.8 元这个信号——把所有人协调到了一起。

哈耶克说，价格不是计算结果，是传递信息的方式。一根蛋挞的价格，同时在告诉工厂该开几条线、告诉门店该不该进货、告诉消费者值不值得排队。

八、制度学派：为什么不自己做，非要买

最后一位是凡勃伦和科斯代表的制度学派。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讲过一个现象：有些消费的目的不是使用，是展示。蛋挞的“先拍再吃”正是这一类——买它不是为了吃，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在吃。这是炫耀性消费在社交平台时代的版本。

科斯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门店可以自己揉面调蛋液，为什么非要向工厂买？答案在：交易成本。自己做的成本，比买贵得多——设备、配方、人工、试错，一样都省不掉。所以企业的边界，就划在“自己做”和“向别人买”成本相等的那个点上。

一个几十块钱的网红产品，七派学者能给出七种解释。经济学从来不是某个唯一的结论，是一副副不同的镜头——先选镜头，再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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