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上刑场。行刑前，吴石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诗句。朱枫高呼口号，中弹后仍未立即倒下。
这场处决并非普通案件。吴石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熟悉台湾防务部署与军队调动。他向大陆方面提供的军事资料，涉及岛内兵力、工事和防区安排，价值极高。
吴石的暴露，与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有关。1950年1月，蔡孝乾落入保密局之手，随后供出大量组织关系。台北方面顺藤摸瓜，很快将侦查范围扩大，吴石也因此进入特务机关视线。
被捕后，吴石没有承认更多关系。朱枫同样遭受严酷审讯，始终没有交代关键情况。蒋介石让军政人员前往刑场观看，意在制造震慑。对台湾地下组织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沉重打击。
蒋经国当时主管军队政工与保密事务。大规模搜捕之后，台湾各地人心惶惶，许多联络关系被迫中断。在他的判断中，省工委遭到摧毁，吴石案又被破获，大陆方面在台湾的情报渠道已经被彻底清除。
但情报工作最忌讳把所有力量放在一条线上。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险遭重大破坏。周恩来、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从这次危机中认识到，秘密工作不能依赖单一组织，更不能让所有人员彼此熟悉。此后，单线联系、相互隔离、分散保存，逐渐成为重要原则。
正是这段经历，使李克农等人对台湾的部署没有只押在蔡孝乾领导的省工委上。1948年前后，台湾岛内还存在相对独立的情报关系。它们不公开合并，也不举行容易留下痕迹的会议，平时甚至刻意装作互不相识。
这条线路中，较为重要的人物包括于非、萧明华和苏艺林。萧明华以教师身份留在台北，于非则以公开职业作掩护，两人保持着谨慎的工作关系。苏艺林进入国民党国防部门任职，能够接触部分军政资料。
他们的办法并不传奇，甚至显得沉闷。情报被拆散记录，利用日常物品传递，联络次数尽量压缩。能不见面，就不见面；能不发展新人，就不发展新人。越是普通的身份，越不容易引起注意。
有一次，苏艺林与于非设法进入档案区域，拍摄台湾军事地理资料。第一次影像不够清楚，两人又冒险补拍。这样的行动，靠的不是胆量一时冲动，而是对环境、时间和退路的反复计算。
吴石案发生后，这条线路一度保持沉默。外界看来，台湾地下组织遭到重创，实际上，独立关系并未因省工委瓦解而全部消失。李克农所坚持的分散布局，在这里显出了作用：一条线中断，不必然牵连其他人员。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在台北被处决，年仅28岁。她留下的部分传递方式和工作痕迹，后来才被逐步整理出来。1982年，萧明华的遗骨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墓碑背面刻有“归来兮”三字。
另一些人没有走上刑场，却付出了更漫长的代价。刘光典曾多次进入台湾执行任务，身份暴露后在山区隐蔽多年，1959年牺牲。谢汉光则在组织遭到破坏时逃脱，此后改名换姓，长期以普通农民身份生活，直到1988年才回到大陆。
有意思的是，台湾方面后来仍不断发现军事信息外泄，却很难判断源头。于非直到1955年才借商贸往来离开台湾。对侦查机关而言，最难处理的并不是已经掌握的对象，而是那些从未进入视线的人。
蒋经国以为，刑场和监狱足以斩断所有关系。可秘密工作从来不是一张摆在桌面上的名单，而是一组彼此隔离、各自承担风险的关系网。吴石案摧毁了显露出来的部分，却没有证明其他线路已经不存在。
蔡孝乾后来获得国民党方面的少将待遇，1982年去世。与他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没有留下显赫身份的人：有人死在马场町，有人隐姓埋名数十年，有人直到晚年才重新获得组织确认。 һә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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