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长江以北基本被歼灭。
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相继易手。
到这一年下半年,蒋介石手里还能控制的区域已经所剩无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台湾进入了蒋介石的核心决策圈。
但这里需要说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台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唯一出路的。
在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同时设想过好几个撤退方案,有些方案他甚至已经动手实施,只是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才被迫放弃。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后不久,就秘密召见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蒋介石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聘请日本军事教官帮助训练部队,第二件则是在日本为他找一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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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原话大意是:国内局势越来越坏,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他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所以想在东京市郊买一处房子,万一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就干脆长住日本。
他还特别叮嘱了选址条件,不要东京市中心,也不能太偏僻,周围环境要好,安全要有保障,大小能住二十个人就行,并要求整个过程严格保密。
朱世明回到日本后很快着手办理,最终在箱根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产,是前闲院宫亲王的故邸,有二十多间房屋,配有会客室、花园和荷花池,价格约一万五千美元。
蒋介石回电同意购买,订金也付了。
然而,这件事很快被日本报纸捅了出去,几家大报都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恼火,买房的事就此中止。
此后他不再提赴日居住的事,但也没有立刻选定别的去处。
1949年7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从台北飞往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碧瑶举行了会谈。
表面上的议题是商量成立一个反共联盟,但蒋介石此行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目的:台湾一旦不保时,寻找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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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中,季里诺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方面需要来菲律宾,只需要提前告知人数即可,菲律宾愿意接纳。
蒋介石在会谈中也表示过,万一台湾守不住,他愿意到菲律宾去,但不会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他还提出了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并希望菲律宾能替他向华盛顿传递一些信息。
与此同时,宋美龄在美国也在为蒋介石的退路奔走。她感觉到美国政界对蒋介石已经非常冷淡,认为台湾无论如何守不住,于是反复发电报劝蒋介石去瑞士避难。
蒋介石对去瑞士并不积极,后来宋美龄又派孔祥熙的女婿陈继恩专程到台湾当面劝说,甚至提出蒋家和孔家可以先去瑞士选好地点、买好房子。
蒋介石的回复很明确:台湾即使保不住,他也不会去瑞士,要去就去日本。陈继恩返回美国后把这话转告了宋美龄,宋美龄觉得台湾暂时可能还撑得住,加上蒋介石态度坚决,也就没再坚持。
此外,韩国也曾进入备选名单。
当时韩国总统李承晚同样奉行反共立场,远东反共联盟的构想,一度被各方讨论。蒋介石希望,台湾失守之后,可以把韩国作为流亡落脚点,依托韩国的地缘位置,联合各方反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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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国本身建国不久,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李承晚政权自身生存压力巨大,资源紧张,没有多余能力接纳数万国民党军队与官僚群体。
韩国的外交政策高度依附美国,美国当时不支持这个计划,李承晚不愿卷入这个麻烦,没有给出实质性接纳承诺,这个方案基本没有落地的可能性。
除了海外方案,在大陆西南方向也存在过具体的撤退设想。
1949年秋,蒋介石一度考虑把西昌作为最后的军事据点,在西昌设立大本营继续指挥大陆作战。他甚至派人到西昌做了一些必要的部署。
同时,宋希濂等人提出过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主张把西南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撤到滇缅边境,必要时退入缅甸境内。
宋希濂的理由是缅甸地形复杂,丛林密布,足以隐蔽大量兵力,即便将来被清剿,也可以退入更深的山区坚持。
但这个方案被蒋介石否决了,一个根本原因是让几十万精锐部队进入缅甸,很可能失去对这些部队的实际控制,而他将来要想“反攻”就无从谈起了。
1949年底,蒋介石在成都期间还在考虑迁都西昌的事,但随着泸州失守和西南各地部队接连起义,他对大陆最后据点的信心迅速瓦解。
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往台北。
蒋介石本人几天后从成都飞往台北,此后再也没有离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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