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艘沙船深入后金后方，毛文龙生擒守将，战果为何被过度解读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大军接连攻陷沈阳、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辽河以东的土地全线失守，明朝被迫退守辽西。

辽西最重要的战略重镇是广宁，也就是今天辽宁省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

广宁西依医巫闾山，南临渤海，东面隔着辽河与辽阳遥遥相对，正好扼守在辽东平原进入辽西走廊、直通山海关的咽喉要道上，地理位置极为关键。

明朝的辽东总兵、辽东巡抚都驻节于此，广宁城内常年驻扎重兵，还统辖着辽河以西的几十座卫所和堡寨。

辽阳、沈阳沦陷之后，广宁城就成了明朝在关外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座战略重镇。

如果广宁再丢，明朝就只能退守山海关，这是万分危险的境地。

所以，如何守住广宁，是明朝的当务之急，如何拿下广宁也是努尔哈赤的下一个目标。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焦点就此集中到了广宁城。

孙得功与李永芳暗中勾结，投降了后金，这个人在后来双方的战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王化贞当时还以为自己成功策反了李永芳。

王化贞

辽沈失陷之后，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辽东巡抚薛国用又病重无法视事，朝廷紧急任命了两位前线最高指挥官，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后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当时经略已死、巡抚病重，朝廷急需一个熟悉前线的主帅坐镇广宁，王化贞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辽沈失陷之后，朝廷立刻提拔他为辽东巡抚，让他收拾残局。

王化贞坐镇广宁，收容从辽东退回来的散兵，又招抚战乱中产生的难民，很快就把广宁人心惶惶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两个月之后，朝廷重新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两年前，熊廷弼第一次出任辽东经略，采取的是以防御为主的保守战略：训练军队，加固城墙，打造火器。

结果这些举措都遭到朝中言官弹劾，说他畏敌怯战，白白耗费国家军饷，不敢主动进攻努尔哈赤。

朝廷最终把熊廷弼撤职，换上了主战的袁应泰，结果袁应泰上任没多久，沈阳、辽阳就相继被后金攻陷。

如今辽东局面坏到这步田地，朝廷里又有人说，要是熊廷弼还在镇守辽东，辽东断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于是朝中官员大声疾呼请熊廷弼出山，朝廷再次临危受命，紧急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让他去镇守辽东。

没想到，熊廷弼到了辽东之后，很快就和王化贞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熊廷弼和王化贞的关键冲突，在于两人的对敌战略完全不同。

熊廷弼主张以防守为主，他认为辽东既然已经丢了，以明朝眼下的实力，不适合立刻图谋收复，还是应当以防御为主，等明军士气恢复之后，再行收复辽东。

他提出的战略叫作“三方布置”，即从三个方向进行战略部署。

第一方是广宁。

广宁正对后金正面，熊廷弼主张以重兵驻守，承担主要防御。

第二方是天津。

他要在天津建立一支水师，这支水师建成之后既可以通过海上为前线军队运输物资，开战以后还可以从海上登陆辽东半岛，从后金的西南方向包抄敌军。

第三方是登州和莱州。

登州、莱州离辽东半岛很近，所以熊廷弼要在登州、莱州同样建立水师。

反攻后金的时候，登莱水师可以直接登陆辽东半岛南部，也就是金州、复州等地区。

熊廷弼自己则坐镇山海关，居中调度三方的兵力、粮饷等各种资源。

熊廷弼的这套“三方布置”战略看上去十分稳健，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准备的时间很长。

它讲究稳扎稳打，要等三方都准备妥当，才能发动进攻。

王化贞的战略方案正好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快速发动进攻的方案，概括起来叫“用虏、用间，一举荡平”。

所谓“用虏”，指的是与蒙古察哈尔部结盟；所谓“用间”，指的是离间、策反明朝降将李永芳。

察哈尔部位于后金的西北方向，王化贞认为，如果察哈尔部能够出兵，与明军一起反攻后金，局势就会对明军非常有利，所以他主动联络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

当时察哈尔部面临的形势是努尔哈赤吞并叶赫、攻占辽沈之后，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了察哈尔部在关外的互市利益，也威胁到了察哈尔部的领地安全。

王化贞就以这一点为出发点，派出使者去说服林丹汗，要与他结盟。

为了让林丹汗出兵，王化贞还送去了巨额赏赐，林丹汗贪图这些赏银，表面上答应与王化贞结盟，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出兵，最后也确实一兵未发。

王化贞却轻信了林丹汗，向朝廷上奏说已经与林丹汗结盟，林丹汗答应调兵四十万协助明军攻打后金。

“用间”指的是策反明朝降将李永芳，李永芳是抚顺失陷时投降努尔哈赤的明军将领，也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军高级将领，所以努尔哈赤对他十分看重，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还对他委以重任，李永芳在后金的待遇很好。

王化贞却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投降后金的汉人都是被逼的，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他派人去策反李永芳，想让李永芳当自己的内应。

李永芳根本没有再回明朝的意思，反而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实施反间：他假意与王化贞往来，把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策反了。

孙得功与李永芳暗中勾结，投降了后金，这个人在后来双方的战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王化贞当时还以为自己成功策反了李永芳。

王化贞向朝廷报告：他已经联络好林丹汗，林丹汗可以出兵四十万相助；他也策反了李永芳，李永芳会做内应；然后他以六万精兵攻打后金，肯定可以把后金一举荡平。

透过王化贞的这套战略不难看出一点：他认为后金虽然占领了辽沈、表面看起来很强，其实内部并不稳定。

他认为后金侵占了蒙古部落的利益，蒙古部落会有意愿出兵，他也认为后金控制区域内的汉人官员和百姓，心都是向着明朝的，只要他一出兵，这些人就会纷纷反正。

这些人一旦反正，就会给后金内部造成巨大骚乱。

所以在他看来，后金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的大军一到，立刻就能一举荡平。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可以知道，这纯粹是王化贞的一厢情愿，林丹汗并不会出兵，李永芳也没有被他策反。

镇江就是今天的辽宁丹东，位置很特殊，地处鸭绿江口，靠近朝鲜。

他们走海路一路向东，沿途招抚明朝流民，到七月中旬抵达镇江附近。

这一连串事情对王化贞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印证”了王化贞一直以来的一个判断，他认为后金虽然占领了辽东，但对辽东的统治并不稳固，只要明军一出现，辽东内部立刻就会有人起来响应。

他认为后金内部的明朝旧将和百姓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要他一出兵，这些敌后力量就会帮助他，后金内部必然崩溃。

这也是王化贞坚持快速进攻的心理背景：他认为不能慢，一旦慢了，后金就把后方都理顺了，后金一旦理顺后方，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王化贞要快速出兵、一举荡平，熊廷弼要三方布置、先稳后打，两人在战略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那么，两个人的战略不同，究竟应该听谁的呢？

按照职位来说，肯定应该听熊廷弼的，因为熊廷弼是辽东经略，王化贞是辽东巡抚。

这倒不是说辽东经略的官职一定比辽东巡抚高，而是因为两人职务负责的范围不同。

辽东巡抚是常设职位，负责辽东地方的军事、行政、财税等日常事务。

辽东经略则是战时特设的职务，并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在萨尔浒之战以后，朝廷为了让一位最高指挥官可以统一调配所有资源应战才设置的。

萨尔浒战败后，经略杨镐被逮问，熊廷弼正是手持万历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接任辽东经略，才得以快速稳住局面。

所以按照职位设置，经略负责战略和统一军事指挥，巡抚负责地方军政、粮饷和日常事务，两个人需要相互配合才能打好这一仗。

如果出现分歧，至少在战略上应该听经略的，军队的调动也应该听经略的。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王化贞完全不听熊廷弼的节制。

他敢不听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王化贞手里掌握的兵力比熊廷弼多得多。

王化贞镇守广宁，广宁是最前线，驻扎着十四万军队；熊廷弼驻扎山海关，身边只有五千人。

由于王化贞不听指挥，熊廷弼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他从关内带出来的这五千士兵，其他军队一兵也调不动。

第二，王化贞在朝中有人撑腰。

王化贞的座主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他还有一个靠山是兵部尚书张鹤鸣。

尤其是张鹤鸣，在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冲突上完全一边倒地支持王化贞，甚至公开下令，让王化贞可以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第三，朝廷更喜欢王化贞的战略，这一点非常重要。

王化贞的战略是快速出兵、一举荡平，不需要朝廷再给什么支持，也拖不了很长时间。

熊廷弼的战略是稳扎稳打，需要准备的时间很长，又要花费朝廷大量财力。

而明朝朝廷当时的财政已经很难维持，当然会倾向王化贞的战略。

所以熊廷弼的处境十分尴尬，他是一个被架空的空头司令，空有经略的头衔，却指挥不动辽东的军队，辽东所有的战略部署几乎都是按照王化贞的方案进行的。

而王化贞要联合蒙古发起进攻的战略，努尔哈赤已经完全掌握。

因为前面说过，王化贞策反李永芳不成，反而被李永芳反间，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孙得功已经被策反，所以努尔哈赤完全掌握了王化贞的计划。

努尔哈赤不会被动等着王化贞来打，他要抢占先机，趁明军还没有准备好抢先发动进攻。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军主力向西渡过辽河，直奔广宁的前哨门户西平堡。

当时，明朝从辽河到广宁之间有两个重要屏障：一个是西平堡，一个是镇武堡。

西平堡的守将叫罗一贯，手下只有三千军队，但他誓死守城。

这一场攻防战打得非常惨烈：后金八旗军攻城的人数是明军的数倍，明军在城墙上用火炮、弓箭等武器猛烈还击，后金军伤亡惨重。

攻城期间，后金方面的明朝降将李永芳还到城下劝罗一贯投降，罗一贯在城上破口大骂李永芳，誓死不降。

明军守城守了两天两夜，最后西平堡的火药、箭矢完全耗尽，城堡被后金攻破，罗一贯自刎殉国，城内守军几乎全部战死。

西平堡守了两天两夜，明军为什么没有派援军来救？

明军不是没来救，是没来得及救，原因就在于王化贞的犹豫。

王化贞一向主战，但是当努尔哈赤真的打过来，他看到后金军兵力强大，反倒不敢轻易出战了。

他下令让西平堡和镇武堡都严守城堡，不准主动出战。

听到王化贞这个命令，熊廷弼坐不住了，因为后金军已经包围西平堡，一旦西平堡守不住，后金军再向前推进就会威胁到镇武堡，甚至直接逼近广宁。

于是熊廷弼下令，让总兵刘渠率领军队救援西平堡。

刘渠是负责广宁前线的总兵，率领两万明军驻扎在镇武堡，接到熊廷弼的命令后立即率主力去救西平堡。

王化贞也同意救援西平堡，他集结广宁城的主力，让心腹将领孙得功率领军队前往会合。

刘渠镇武堡的兵力加上广宁城来的兵力一共有三万多精兵，直奔西平堡。

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西平堡已经失陷。

刘渠认为后金军连续攻城、伤亡不小，人马也已经疲惫，于是下令立刻进攻。

明军一共发起三次冲击，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刚开始的时候明军打得还不错，甚至一度把后金军压了回去。

然而就在双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孙得功临阵倒戈。

孙得功早就投降了后金，他率领的部队是前锋，这时他故意把自己部队的阵型向左右分开，给后金让出一条通路。

后金军就从他让出的缺口冲进明军阵型，明军阵型被冲垮很快全军崩溃。

结果是明军惨败，三万多精锐几乎被全歼，刘渠、祁秉忠等主将全部战死于沙岭。

刘渠是把镇武堡的全部主力都带出来了，所以后金很轻易就拿下了镇武堡。

接下来，就轮到广宁城了。

广宁城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非常危险，因为广宁城的主力也被抽调出去，城内兵力空虚。

更严重的是，孙得功逃回了广宁城，而王化贞还不知道孙得功已经叛变，依旧对他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守御全城。

孙得功得到委任之后，立刻封锁火药库和银库，切断明军的所有物资，然后派出叛军把守城门，准备把整座城池完好地献给努尔哈赤。

不过当时广宁城内已经非常混乱，前线战败的消息很快在全城散播，大量士兵和百姓正在逃跑。

孙得功甚至派兵封锁城门，不准士兵和百姓逃亡。

这一点其实非常反常：一般的守将不准城内的人逃跑是为了守城，而孙得功不准城内的人逃跑却是为了献上一座完整的城池。

这时候王化贞居然还被蒙在鼓里他的参将来汇报的时候，他还不信，等他自己出来一看，发现城门都被叛军控制了，才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王化贞赶紧带着亲信将领逃跑，他逃出城门的时候居然也被叛军阻拦，是靠着身边将士的保护，杀开一条血路才逃了出来。

王化贞逃走之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赶到，孙得功跪地迎接，献上了广宁城。

王化贞逃到闾阳驿的时候，熊廷弼带人从右屯方向赶来接应，两人终于碰面。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两个人的意见又不一样：熊廷弼认为应该退守山海关，王化贞认为宁远和前屯还可以守。

熊廷弼说现在主力军队已经崩溃，溃兵到处逃窜，已经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可以重新组织起来防御了，既然关外防不住，就不能把人口和资源留给后金。

所以他决定尽快撤离，把关外的兵源、百姓和粮食都带进关内。

相传他还当面质问王化贞：“你当初说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王化贞羞愧难当，无言以对。

结果就是，从广宁一直到山海关之间，明军主动放弃了辽西防线，关外的大批百姓也一起撤回到山海关以内。

明朝朝廷收到广宁沦陷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把熊廷弼和王化贞都召回北京问罪。

这一次辽东防守的战略几乎全部是按照王化贞的部署进行的，广宁城也是王化贞丢的，朝廷为什么还要追究熊廷弼的责任呢？

因为在朝廷看来，熊廷弼是辽东经略，是辽东战局的最高负责人，即使广宁不是他丢的，他也要负责。

甚至当时两个人长期争论、事权不明，以及朝廷偏袒王化贞导致战略失误的问题，朝廷也都归咎到熊廷弼身上，说他作为辽东经略，没能统一军令。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熊廷弼退守山海关的行为，这在朝廷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逃跑行为。

朝廷认为王化贞虽然丢了广宁城，但是从广宁到山海关还有好多镇堡可以防御，熊廷弼居然不守，主动放弃，直接退回山海关，这是大问题。

所以熊廷弼也被召回北京，革职听候发落。

其实熊廷弼最初只是被革职，并不一定会被判刑，但是后来他被卷入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结果被判处死刑，而且死得很惨。

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被斩于西市，死后还被“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他的人头传送到明朝的九个边镇示众，死时五十七岁。

王化贞则被长期关押，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

后来刑部会审王化贞的时候，留下过一段十分深刻的定论，《明史》将其概括为：王化贞实在不懂军事，“用虏则虏不为我用而反为虏用，用间则间不为我用而反为间用”，手下孙得功被策反却完全不知道，直接导致了广宁沦陷的悲剧。

回看广宁之败，明军并不是败在兵力不足——广宁城下原本驻扎着十四万大军；而是败在轻敌冒进、一厢情愿，败在情报失灵、将帅不和，更败在朝堂上的党争与偏袒。

一场不到两百人的偷袭得手被当成了后金总崩溃的前奏；一套稳扎稳打的方略却因为费时费钱被弃如敝屣。

历史反复证明：越是生死攸关的关头，越需要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越需要军令统一、上下同心。

用主观愿望代替冷静判断，用速胜幻想压倒扎实准备，哪怕兵力再多、声势再大，也难免土崩瓦解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