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4月，贵州金沙县境内，中央红军纵队在山路上急行。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没有跟上队伍。起初，战友们以为他只是临时掉队，谁也没想到，这次失联竟成了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消息。
钱壮飞不是普通的军人。1895年出生于安徽郎溪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过放射科医师，还掌握英语、德语。这样的经历，让他既有专业训练，也有很强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1929年冬，钱壮飞奉命进入上海隐蔽战线。他以商界人士身份接近徐恩曾，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部门。那时，大量密电、人员名单和行动部署，都要经过机要室处理。
这份工作看似只是译电、收发文件，实则每一页纸都关系到许多同志的生死。钱壮飞没有急于表现，而是先用小事验证传递渠道是否可靠。确认安全后，他才把重要情报陆续送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顿时陷入险境。钱壮飞从密电中发现，敌方准备在极短时间内搜捕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
那一夜，他没有惊动徐恩曾，也来不及细作安排，只把关键情况交给刘杞夫转送。临别时，他只说了一句：“马上去找周先生，不能耽搁。”
这份情报最终送到周恩来手中。中央机关随即转移，敌人的搜捕扑了空。多年以后，人们反复提到这次营救，并非因为过程多么传奇，而是因为钱壮飞在最危险的时刻，准确判断了轻重缓急。
身份暴露后，他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负责军委二局的工作。电台、密码、侦收和破译，是红军掌握敌情的重要手段。长征开始时，钱壮飞已担任军委二局副局长，同时承担军委机关的秘书工作。
他身体并不好，胃病常年发作，行军途中却很少离开电台和密码材料。对于二局而言，战场上的炮火固然危险，通信中断同样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钱壮飞清楚这一点，所以常常坚持到深夜。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向乌江方向转移。红九军团奉命在北岸佯动，以掩护中央纵队行动。钱壮飞承担了联络任务，负责把有关情况传回军委纵队。
3月29日晚，他还在乌江一带活动。次日，中央纵队陆续渡过乌江，队伍清点人员时，钱壮飞却没有出现。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安排寻找，但部队正处在快速转移阶段，敌机和追兵随时可能逼近。
有人在山坡附近发现过他的痕迹，也有人说听见过山间的呼喊声。然而，雨水冲掉了脚印，山路又多是碎石陡坡，搜索始终没有结果。电码本等重要物品只能按规定处理，档案中留下的，是“失联”二字。
此后几十年，钱壮飞究竟如何死亡，一直没有明确结论。有人认为他在转移途中遭遇敌情，也有人推测他因伤掉队。由于缺少遗体和直接证据，相关记载长期停留在“长征途中牺牲”。
转机出现在1984年。贵州金沙县整理旧档案时，一份民国时期的治安案卷引起工作人员注意。案卷提到，1935年清明前后，当地有人在山路附近遇到一名携枪的外来军人，随后发生争执。
案卷中的说法十分含混，却记录了一个关键人物：黎从山。根据后来调查，他曾以问路为由接近那名红军干部，趁对方缺乏防备时下手，将人推入险处，并拿走枪支和随身物品。
“那个人是不是红军干部？”调查人员曾向当地老人核实。
老人回忆，当年确实有人听见山崖方向传来呼救声，只是兵荒马乱，村民不敢靠近。还有猎户记得，附近曾出现一支不属于当地的手枪。几条零散线索，经过比对后逐渐接上。
调查人员又对遗骨、遗物和有关记录进行核验，最终认定，山中遇害者就是钱壮飞。这个结论，改变了过去“原因不详”的记载，也解释了他为何没有留下明确战斗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黎从山并非敌方特务，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暗杀。按照调查材料，他更像是见财起意，在山路上对落单的红军干部实施了抢劫。正因如此，这起悲剧显得格外冷酷：一名曾在上海挽救地下机关的情报干部，最终倒在了一个普通山民设置的险局之中。
1985年4月，贵州方面为钱壮飞重新修整墓地并树碑，相关材料也作了重新整理。碑文没有铺陈过多，只记下姓名、籍贯和牺牲时间。对于这位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人来说，迟到半个世纪的确认，已经是历史留下的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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