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施泰纳：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推动气候转型的强大力量

刚刚过去的9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直面全球多边治理碎片化的博弈；而在北京，以“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为主题的国合会2026年年会，则在为全球低碳转型探寻具体的中国方案。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保护已从过去的‘约束性成本’转变为持久的‘经济内生动力’。”在这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会议上，国合会国际副主席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的发言引发了广泛关注。

2026年9月2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外方副主席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在国合会2026年年会上发言。

施泰纳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现为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高级研究员、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主席，他的履历横跨环境治理与多边发展机构。

在澎湃新闻·地球频道推出之际，施泰纳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围绕如何使绿色发展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重转型”、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以及多边合作、气候政策落实和国合会未来五年的作用娓娓道来，深度剖析了中国乃至全球在迈向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最后长跑中面临的体制机制创新与艰难选择。

以下为专访全文

让绿色发展成为持久的经济动力

澎湃新闻：您将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演变描述为从“冲突和矛盾”走向“相互促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要真正巩固这一转变，需要具备哪些制度条件能最有效地使绿色发展从发展的制约因素转变为内生增长动力？

施泰纳：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环境保护都被视为一种成本，似乎只有经济富裕之后才负担得起。这种看法忽视了污染、健康损害和自然资源枯竭所造成的经济代价，也低估了投资于不同发展道路所带来的机遇。

中国的绿色转型推动了这一讨论的转变。如今，关键在于让环境改善与经济机遇之间的联系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特征。

这需要政府明确方向、制定稳定一致的规则和金融激励措施，同时为企业创新留出空间。投资清洁生产的企业需要确信，其投入能够获得回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也应关注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切身感受到绿色发展的好处：更清洁的空气、更低的能源成本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才是绿色发展最坚实、最持久的基础。

澎湃新闻：数字化被广泛寄望于赋能绿色转型，但它本身也有环境足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应主要被定位为提高效率的工具，还是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催化剂？中国“十五五”规划将数字化与绿色发展视为相互促进的战略。这种“双重转型”带来了哪些被低估的挑战与机遇？

施泰纳：数字化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完成熟悉的工作，但它更大的潜力在于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做事。以电力为例：数字系统能够连接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使可再生能源更容易接入电网，并更有效地管理需求。这改变了能源系统的运行方式。

不过，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数字化的东西都有利于环境。人工智能需要电力、冷却用水和实体基础设施。衡量它的价值，应当同时考虑它消耗了多少资源，以及它帮助解决了哪些问题。

对中国而言，一个重要机遇是将数字化能力与绿色产业、城市和基础设施相结合。挑战则是确保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也能分享到这些收益。

一个被低估的风险是，效率提高可能刺激更多消费，从而抵消部分节约成效。因此，我们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项技术能否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降低我们的总体环境足迹？

澎湃新闻：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快于循环利用效率的提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哪些安排有助于打破这一悖论？中国“十五五”规划将循环经济列为重点领域。哪些领域最迫切需要实现突破性创新？

施泰纳：我们已经越来越善于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生产总量增长得比资源节约的速度更快，环境压力就会继续上升。因此，循环经济不能止步于回收利用。

想想一件维修费用高、更换新品却便宜的家电——消费者选择换新可以理解，但这样的体系会助长浪费。要改变这一点，就需要改进产品设计、提供便捷的维修服务和备件，并让企业在产品售出后继续承担相应责任。

在中国，我尤其关注建筑、电池和电子产品领域。今天作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大量材料是沦为废弃物，还是继续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得到利用。

我们需要的突破不仅是技术上的，也包括商业模式和制度上的创新。再利用材料需要可靠的质量标准，企业也需要有动力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成功的循环经济，应让价值的保留既有利可图，又方便可行。

多边合作需要连续性，气候行动要回应现实关切

澎湃新闻：前不久，联合国大会刚刚召开，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也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全球治理日益碎片化，单边主义再度抬头。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看，多边环境与发展机构最不可替代的职能是什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政策建议—试点项目—推广应用”的模式，能为多边治理创新提供哪些启示？

施泰纳：多边机构最不可替代的职能，是让各国持续合作，应对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即使它们在许多其他事务上存在分歧。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共同的科学基础、开展谈判的平台，以及对政策实施的务实支持，是多么重要。这些机构也让经济或政治力量较弱的国家，能够参与影响自身未来的决策。这对国际合作的正当性至关重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当国际对话与实际政策选择相联系时，它就更有价值。汇聚中国和国际专家的智慧，检验各种构想，并从实践中学习，能够使知识与行动形成富有成效的互动。

更广泛的启示是，合作需要连续性。一次会议可以打开一扇门，但只有持续的关系、坦诚的评估和切实的后续行动，才能把协议转化为进展。

澎湃新闻：当下，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与政策落实的缓慢之间，存在明显的“知行鸿沟”。弥合这一鸿沟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施泰纳：知与行之间的差距，往往体现为我们口头上希望实现的目标，与制度实际上鼓励的行为之间的差距。

政府可能承诺采取气候行动，但预算仍偏向过去那一套基础设施。企业可能想投资清洁技术，却面临规则不确定或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家庭可能支持环境保护，却找不到负担得起的替代选择。

我们也应认识到，气候转型会带来焦虑。人们提出的问题完全合理：我的工作会消失吗？账单会增加吗？我所在的社区会被落下吗？气候政策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让更好的选择变得切实可行、人人负担得起，同时要求相关机构对落实情况负责。新闻报道在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像澎湃新闻·地球频道，可以将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解释解决方案，并检视承诺是否真正取得成效。公众的理解和行动能力，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

国合会应放眼长远：在一个风险互联的世界里如何理解“安全”？

澎湃新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见证了中国角色的转变。随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期限日益临近，中国“十五五”规划期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剩余时间将大幅重合。未来五年，国合会应优先发挥哪些独特作用？您有哪些建议？

施泰纳：自1992年成立以来，国合会一直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学习提供平台。随着中国角色的演变，这种双向交流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未来五年，我建议国合会更加聚焦政策落实过程中那些艰难的选择：如何让绿色转型改善不同地区人们的生计？如何使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政策相互促进？哪些政策正在发挥作用，哪些又需要调整？

国合会还应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候压力、技术变革和经济不确定性日益交织，对人们的生计与安全产生影响。这促使我们更广泛地探讨：在一个风险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应如何理解安全？在我目前领导的牛津大学“安全未来实验室”（Security Futures Lab），我们正与五大洲的合作伙伴共同研究这些关联。对国合会而言，这一视角有助于说明，绿色发展如何增强韧性、防范未来的危机。

最后，国合会可以通过联合研究和务实伙伴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也有许多值得向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随着2030年临近，当务之急是将这种交流转化为更快的进展，让人们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

（澎湃新闻赵昀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