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时20.6万，到陕北剩5.7万，那15万人是怎么没的

长征终章：20.6万人出发，5.7万人到站，中间那15万人去哪了？

有人问，红军长征到底有多难？

我不想跟你讲大道理，先给你看三个数：20.6万、5.7万、300米。

20.6万，是四路红军出发时的总人数；5.7万，是三年后站在陕北黄土坡上的人数；300米，是长征全程平均下来，每走过这么一段路，就要倒下一名战士。

这中间差的那15万人，不是凭空蒸发的。今天这篇，咱们把这本血账，一笔一笔算明白。

一、这场大撤退，是被逼出来的

要说清楚长征，得先回到1933年的江西。

那一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他学乖了，不再长驱直入，而是一步步碉堡推进，把苏区一点点往死里围。

偏偏这时候，苏区的指挥权落在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这俩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硬碰硬打阵地战，让装备简陋的红军去撞敌人的碉堡群。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苦战18天，伤亡5000多人，广昌失守。

一句话总结：不会打仗的人掌握了指挥棒，仗就打成了一场输不起的消耗战。

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被压缩得只剩下几个县，兵源枯竭，粮食见底。留，就是坐以待毙。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从于都夜渡贡江，踏上了一条没人知道终点在哪的路。

而东北早已被日本人占了三年多，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这场突围，后来被历史证明，走成了一次挽救中国革命、也间接改变民族命运的远征。

二、走长征的，到底有几拨人？

很多人一提长征，脑子里只有“爬雪山、过草地”这一幅画面。其实长征不是一条路，是四条路。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于都迈出第一步，8.6万人，浩浩荡荡。

第二年11月，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1.7万余人接棒踏上征途。

队伍最壮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早已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为策应中央红军，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开始西征，走的路最绕、吃的苦最狠。

人数最少的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出发，是四路里最早完成长征的，也是故事里最传奇的一支。

四路加一块儿，就是那20.6万人的起点。注意，这20多万人里，平均年龄不到20岁，很多人还是十几岁的娃娃兵。

三、终点站点名：都谁活着到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拖着残躯走进陕北吴起镇。清点人数时，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出发时8.6万，如今只剩7000出头。

什么概念？12个人出发，1个人到站。剩下那11个，永远留在了11个省份的山山水水之间。

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抵达会宁时，还剩3万余人。

红二方面军表现最“硬核”，1.7万出发，1.1万多到站，是三大主力里家底保得最厚的。

最让人意外的是红二十五军。这支不到3000人的小队伍，走完长征不光没减员，反而越走越多——到陕北一清点，3400多人！比出发时还多了400多，一路上还顺手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

为啥这帮“娃娃兵”能创造奇迹？一个是人少灵活，掉队少；另一个，他们在豫西一带打出了名声，穷苦人家的孩子排着队要参军。

同样是长征，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答案其实很朴素：路线，就是命。

四、最冤的5万人：仗没输给敌人，却输给了方向

四路红军里，减员最惨的是红四方面军——整整5万人没了。

但这5万人里，相当一部分压根不是倒在枪口下的。

他们倒在了同一个地方：草地。

松潘草地，海拔3500米以上，水草地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泥潭，天气一天变四遍，夜里零下，找不到一粒粮食。红军过草地，吃的是皮带、草根、青稞面拌雪水。

第一次过草地，折了几千人；第二次，又折几千人；第三次过，再折近7000人。

同一条路，走三遍。每一遍，磨的都是同一批人的血肉。

为啥非要走三遍？就得说到那段著名的分裂风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本该是大团圆的起点。可张国焘看中央红军只剩1万多人，自己手里握着8万，野心膨胀了。中央主张北上陕甘，他坚决要南下成都平原吃大米。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队掉头南下，后来甚至另立中央。结果南下部队一头撞上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合力围堵，百丈关一役苦战七昼夜，伤亡近万，站不稳脚跟，只能被迫翻雪山、退进西康藏区。等1936年夏天清点队伍，8万人只剩下4万。张国焘的“中央”也灰溜溜地取消了。

好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指挥地位，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硬是从几十万追兵的夹缝里钻了出去。对比之下更让人感慨：方向对了，绝境也是活路；方向错了，活路也变成死路。

五、账本翻开：杀人的不是子弹，是路本身

把整本账摊开看，你会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红军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国民党军。

全程算下来，牺牲、失散、病故的总数约16.6万人。其中战斗减员6到7万，而非战斗减员足足5到6万，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力竭倒下的，占了多数。

湘江一战最典型。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广西湘江边被何键、白崇禧的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血战五昼夜才渡过江。出发时的8.6万人，一下子锐减到3万多。江水都被染红了，当地老百姓至今流传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过草地那一段同样触目惊心：平均每公里，要倒下近100人。

还有一类减员，史书上很难找到，掉队的人。一旦掉队，基本就等于消失。没有战斗记录，没有烈士名录，连名字都留不下来。他们不是牺牲在战场上，是被草原、雪山、饥饿，无声无息地吞掉了。

再说说干部的账。营以上干部牺牲430多人，师职以上80多人，军以上8人，邓萍、吴焕先、陈树湘、董振堂……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为啥当官的死亡率反而更高？

道理简单得让人鼻子发酸。冲锋的时候，干部喊的是“跟我上”，不是“给我上”。渡河，干部第一个下水；翻山，干部走在最前头。

干部先死，士兵才有活路。

六、树根还在，树就能活

账算到这儿，本该是全篇最灰暗的时刻。但历史偏偏在这儿透进了一束光。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1万余人。到1936年8月底，队伍重新膨胀到3万多人，在根据地扩红1万，东征山西又添了8000。

为啥能缓过来？因为陕北这块根据地选对了。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军阀势力薄弱，红军有了落脚点，就能休养生息、发动群众。

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变了，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人的刀已经架到了华北的脖子上。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中共把旗帜从“反蒋抗日”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年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曾经的“围剿”对象，即将成为并肩御侮的战友。

周恩来后来打过一个特别妙的比方：红军就像一棵经过暴风雨的大树，虽然被吹掉了很多枝叶，但树身和树根都保住了。

树身还在，树根还在，来年春风一吹，枝叶自然会重新长出来。

可话说回来，重新长出来的枝叶，终究不是原来那些了。那些倒在湘江边的、冻僵在雪山上的、陷入草地里的，永远留在了1934到1936年的路上。

湘江水底，沉着一个整建制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亲手绞断自己的肠子，年仅29岁。

亚克夏雪山上，一个班的战士背靠着背坐着，全部冻死在原地，身体保持着临终的姿势，像一尊尊石头雕像。

班佑河畔，700多名战士背靠背坐着，他们拼死走出了草地，却倒在了最后一条河的边上。

全程算下来，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倒下；平均每一天，就有200条生命定格。

20.6万出发，5.7万抵达。这笔账不是用来叹息的，是用来记住的。

一支部队可以被打掉九成的人，但只要火种还在，信念还在，它就能从7000人重新长成千军万马。

人这一辈子也一样：怕的不是起点丢了多少人，怕的是方向错了还在硬撑，怕的是走到一半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数字不会说谎，但数字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有名字、有家乡、有牵挂的普通人。

这，才是长征留给咱们最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