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八个关键人物，用不同的方式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险路靠人走：长征路上八双"扶舵"的手

一支队伍走到几乎散架的边缘，靠什么活下来？答案不是某个天才一拍脑袋，而是一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同时伸出了手。

俗话讲，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1934年秋的这场大转移，就是一块试金石。

先把牌桌摆开：当时有多烂

想明白长征为什么这么险，得先看看长征是怎么被逼出来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以50万兵力直扑中央苏区，还专门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拟作战计划，用的是英美贷款买来的新式装备。他这回不急了，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想把红军困死在根据地里面。

更麻烦的是，当时掌舵的博古，年仅24岁——他是王明赴莫斯科前临时指定的接班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而那位手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三年，可他原本只是个给间谍送经费的交通员，阴差阳错顶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空缺，只有街垒巷战经验，却坐在瑞金的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李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能做的只是发报执行。

"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阵地对堡垒——用短板跟人家的长板硬碰，第五次反"围剿"一路败退。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大门洞开，10月，8.6万红军被迫从于都一带突围，长征就此开始。

出发时的行军阵势，用刘伯承的话说叫"抬轿子行军"：红一、三军团左右开路，中间抬着军委纵队这个庞然大物——连病号的尿盆都要捎上，一天一夜走不到20公里。就这么走，目标暴露，蒋介石从容调兵，在湘江东岸布下铁桶阵。

于是有了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那场血战。轻装本可一天兵不血刃渡过的湘江，硬是打了五天。担任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6000余人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在担架上趁人不备，从腹部伤口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就是史上所称的"绝命后卫师"。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8.6万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几乎精神崩溃，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责任全推到指战员身上。

往前看，湘西方向早已重兵设卡，照原计划走，等于自己跳火坑。

还有一件当时没人注意的事：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后，中共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中断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偶然事件，后来成了历史的转折点——那根"遥控的线"断了，中国的革命才头一回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就是在这种"随时可能散伙"的局面下，八个人，八种做法，把这支队伍从悬崖边拽了回来。

毛泽东：躺着担架，也要把路掰回来

那两年他手里没有指挥权，身体还病着，多数时候只能坐担架。可他没闲着，一路行军一路"聊天"，拉着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把反"围剿"和湘江的账一笔笔算给对方听。

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张闻天原本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的人物——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苏小宗派，跟博古是同一个圈子。湘江的鲜血把这两位"留苏派"打醒了，反倒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接力，把"去湘西撞口袋"改成"转兵贵州"。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城柏辉章旧宅，三天会议定乾坤，42岁的毛泽东重新拿到实际指挥权。

紧接着川黔滇边界那三个月，3万红军在40万敌军缝隙里来回来去地穿——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威逼昆明，5月初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重围。后来有人问这是不是神来之笔，毛泽东自己只认"得意之笔"四个字，分量却是拿命换的。

周恩来：把椅子让出来的那个人

遵义会议那三天，最不好当的就是他。他是"三人团"成员，指挥失败他跑不掉。会上博古做"主报告"，把失败推给客观原因；周恩来做的"副报告"，主动检讨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他没推诿，反倒当众认账，主动提出军事指挥交给毛泽东来负责。

这一让，等于把最大的反对声给卸掉了，也给毛泽东铺了台阶。连遵义那几天的住宿安排都是他刻意布置的——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远离博古、李德。处理党内矛盾的分寸，可见一斑。此后多年，一个定方向，一个抓落实，这对搭档的默契，就是从长征最险那段路上磨合出来的。

朱德：一句话，把要散的队伍稳住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本该是喜事，结果埋下了另一场危机。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定下北上方针，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会师后他手里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2万上下，胃口便大了。

1935年10月，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把朱德裹挟在左路军里，逼他公开反对中央。朱德只回了一句：朱毛不可分，反毛我做不到。就这一句，把左右摇摆的干部镇住了。他没带兵冲锋，也没打漂亮仗，可在人心散了的当口，老总往那儿一站，队伍的骨架就没塌。四方面军不少干部晚年回忆，那阵子要没朱老总撑着，红军真可能自己打自己。

顺带说一句后话：张国焘南下碰得头破血流，部队折损过半，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一年后他本人借祭黄帝陵之机脱党出走——历史用最直接的方式，给这次分裂打了分。

王稼祥：那一票，投得石破天惊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刚被排挤多年，谁替他说话谁就麻烦。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偏偏第一个跳出来明确表态：该让毛泽东来指挥。他还挨个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去沟通，会议没开，铺垫已经做足了。

有意思的是，他也出自"二十八个半"那个留苏圈子，本该是博古的天然盟友，却率先"倒戈"。毛泽东后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一票"——这话不虚，没有那一票先落地，后面的事全不好说。

张闻天：一份报告，把党内拧成一股绳

遵义会议上，博古做完了主报告，张闻天接着做了一个题目一模一样的报告——却把矛头整个掉转过来，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史称"反报告"。一个会议，一正一反两个报告，这在党内会议上前所未有。

会后他接了博古的总责，却又干脆利落把打仗的决定权交给毛泽东。张闻天自己感慨过，他从毛泽东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思想先拧成一股绳，路才走得下去——这是他的价值。

彭德怀：最难啃的骨头，全是他在啃

湘江、娄山关、遵义、草地、吴起镇，红三军团几乎一场没落下。1935年10月21日吴起镇那一仗，敌人骑兵追到家门口，毛泽东发话：别把追兵带进根据地。彭德怀设伏三道川，几个小时全歼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缴获战马1600多匹，把长征的"尾巴"彻底斩断。

毛泽东挥笔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提笔改一个字——"唯我英勇红军"。功劳给队伍，这大概是那支队伍能一直往前走的原因之一。

大渡河，72年前石达开几万精兵在这条道上全军覆没。蒋介石把话挑明了：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刘伯承带先遣队走在最前面，探路、找船、找向导，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都是他的手笔。

过金沙江之前，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靠的是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这段往事至今在四川流传。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他硬是替全军在死地上踏出一条活路。所谓"生路"，从来不是天赐的，是有人踩着冰碴子替大伙儿趟出来的。

叶剑英：一封密电，把一场内斗掐灭在火苗阶段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党内几乎走到内战的边缘。叶剑英那份电报，救的不只是几个人，是整盘棋。

回头看这段历史，有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让中共第一次真正独立做主的那次遵义会议，恰恰发生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日子里。不是有人主动想"独立"，是那根遥控的线先断了，中国的人才不得不、也才终于能够自己做决定。坏事变好事，靠的不是运气，是有人接得住这个空档。

再看这八个人，救红军的方式，没有一个是重样的。

有人负责把方向盘掰过来，有人负责把椅子让出去，有人负责把队伍稳住，有人负责投下关键一票，有人负责把仗打硬，有人负责把天险趟平，有人负责把一场看不见的火苗掐灭。八个人，像八根绳子，从八个方向同时用力，才把这条在悬崖上打晃的船拉回了正轨。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一群人的接力赛。湘江里沉下去的三万多个名字没有留下遗言，草地倒下去的战士没等到陕北的日出，可他们和遵义会议室里那八个人，是同一支队伍的两半。一半用脚走出了两万五千里，一半用心算清了每一步的方向。

一支队伍最硬的装备，从来不是枪，是人心齐。人心一旦齐了，再险的路，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