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的上海,一场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会场里坐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干部,发言声此起彼伏,记录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时不时冒出来。
主持会议的毛主席抬起头,目光在会场里扫了一圈,突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了一句话。话音落下,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下来。坐在后排角落里的一个人猛地站起身,嗓音有些发紧地答道:“来了。”
他叫邓华。台下坐着的,是开国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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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庐山会议之后,邓华这个名字成了烫手山芋。他被迫离开战斗多年的军队,临行前把所有黄呢军装翻出来,叫夫人送进洗染店,全部染成了黑色。那天他在屋里坐了两天两夜,几乎没说一句话。
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的沈阳军区司令员,就这样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但他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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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邓华全家搬到成都,并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的工作。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的战将现在要从头学起怎么搞农机了。他买了《农机手册》、《发动机构造原理》,还有《拖拉机的生产与保养》等等一大堆书,一头扎了进去。
省委安排他分管农机工作时,他说了一句实话:“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农业机械更是外行。”紧接着又补了一句:“既然来了,那就要适应这里了,自己也会尽力去做的。”
他知道,大政方针有管农业的书记来定,具体的工作有省委常委兼农业机械厅长来做,他分管农机工作也就是名义上的副省长。但是邓华的性格是倔强好胜的,他也认认真真的从头学了起来,并且打算用三年的时间跑遍四川。
有人说应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这个职务了,因为他是只负责管理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这并不需要他多么用心去工作。邓华的回答是直接的:“因为我拿的是人民的钱,吃的是人民的东西,我应该为人民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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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不是场面话。在1960年到1965年底这段时间里,他跑遍了170多个县市、几百个厂矿以及上千个农村的社队,还有许多县委书记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偏远的山村他也走到了。
当地的农民看着这个矮壮的中年人蹲在田埂上问犁多深合适,每亩要消耗多少的汽油。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在战场上他是指挥员了。
邓华不是走过场,有一次他到一个十分偏远的小山村了解民情,那里村干部一个月难得见一次乡干部一年难得去一趟。村里一位老大爷活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官员了,当他听说站在面前的是个副省长的时候,紧紧握着邓华的手久久舍不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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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来到雅安后,首先了解的是水肿病人的抢救和治疗的情况,然后找社队的干部研究一下生产救灾的具体办法。
一次正好碰上一个生产队在给农民分配口粮,他就把秤拿过来,把干部称过的东西一一再称一遍。老百姓议论说:“当官的都像这样了,我们老百姓就不会吃苦了。”
在会议进行到了第三天的下午的时候,毛主席来到了这里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去为他们热烈的鼓掌。邓华也跟着站起来,可是前面的人挡得非常的严,所以他就只能通过一些缝隙来看见他熟悉的身影了。
毛主席讲了一会儿话,端起茶杯喝水,然后抬起头来,目光从会场前面慢慢地扫过去。目光停在了最后的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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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同志来了吗?”
铅笔从邓华的手里滑了下来掉在笔记本上面发出了一声轻响。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膝盖撞到了桌子板上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张了张嘴声音发紧但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来了,主席我来了。”
五年前离开沈阳的时候,他已经不被称作“同志”了。1960年来到成都时,还经常被叫做“邓省长”,后来慢慢变成了“老邓”,甚至有些年轻人根本不叫他什么名字,直接就和他说话。
可此刻,会场里有好几百双眼睛看着自己,他站在最后一排,不知道自己的手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就像一个被老师突然点名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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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会之后,情况变了。之前不敢跟他说话的人开始主动凑过来寒暄,那些年和他划清界限的同事又用上了“邓华同志”这个称呼。
邓华心里明白,在一声“同志”唤回的是尊严而不是他工作的理由。早在1961年7月的时候,他就来到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当年的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一到红原县的时候,他不顾疲劳急着去寻当年过草地的路线了,对县委书记说:“过去不毛之地,现在是一派生机。”并吟诗一首:“昔人行甚苦,红军不怕难。跋山和涉水,谈笑夺雄关。北上过草地,翘首望中原。我今驱车过,作此忆当年。”
一个被冷落的人,走过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没有沉湎在过去的荣耀之中,他总是想着怎样才能使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这就是邓华。
1977年8月,中央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当时他已经67岁了。邓华在接到通知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戒掉抽了几十年的烟,他想多活几年,多为部队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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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身体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时间了,在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伤病加上多年的精神压力,他的体重从120斤下降到七十多斤。1980年的7月3号邓华在上海病逝了,他当时才七十几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大家的手。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他这一生当中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第二句话就是让他把对邓小平同志的感谢转达给小平同志。
很多人都说,如果不是在1965年的上海会议上毛主席问了邓华同志来了没有的问题,邓华的晚年很可能是在四川的一个农机站里默默地度过。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那一声问话之所以能改变一个人的后半生,是因为在前五年里他都已经把巴山蜀水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了。别人不叫你“同志”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呢?邓华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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