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的牌桌上，坐过哪些学者

宜信事件的受害者无数，当初他们因为什么成为了宜信的投资人？这些知名大学的学者，有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这些人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026年10月11日深夜，一封定向推送的致歉信在宜信投资者的手机屏幕上亮起。瑞承App、宜人优选App，只有类固收产品投资者才能看到的界面，措辞克制但内容冰冷：集团可能资不抵债，偿债缺口较大，底层资产质量差，法律尽调机构无法对产品合规性进行独立调查。

二十四小时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情通报挂了出来。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唐某即唐宁，1973年生，天津人，北大数学系出身，华尔街投行背景，2006年在北京创办宜信。

停兑142天，从“良性清退”到刑事立案，宜信用五年走完了从普惠金融标杆到资不抵债的闭环。

但这个故事真正耐人寻味的部分，不在唐宁一个人身上。

唐宁深谙一个道理：金融生意最值钱的不是牌照，不是技术，而是信任。而信任这个东西，自己说一万遍不如别人说一遍。尤其是那些穿着西装、戴着教授头衔、在论坛上侃侃而谈的人。

姚洋就是其中之一。

2021年，宜信成立15周年。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海南的一场活动上公开表示：“宜信是我们国家金融健康发展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创造者。”这句话被宜信官方渠道广泛传播。姚洋不是随便说说，他出席了宜信财富尊享年会，与唐宁同台。一个北大教授、前国发院院长，用“见证者”和“创造者”来定义一家民营金融公司，这比任何广告都值钱。

姚洋不是孤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在2020年6月16日接待唐宁一行，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照片里两人微笑握手，背景是清华舜德楼的红砖墙。白重恩是清华经管院长、经济系教授，他的接待本身就是一种背书。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徐心、MBA中心主任马嘉，宜信高级副总裁刘大伟等出席签约仪式。这不是私人饭局，是正式的战略合作。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2022年宜信16周年庆上与唐宁对话《金融如何支持2022经济“稳中求进”》；2015年与唐宁同台出席夏季达沃斯“数字革命颠覆金融业”环节。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2016年出席宜信与《哈佛商业评论》联合举办的《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报告发布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上海高金执行院长张春，这些名字散落在宜信各个论坛、发布会和年会的嘉宾名单里。据媒体梳理，连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等，都曾出现在宜信财富论坛的演讲台上。

一所所学校，一个个院长，一位位“泰斗”，共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信任背书网络。宜信的财富端募资是一个长期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靠“北大唐宁、尤努斯中国门徒等光环”“15年0违约”“一场场有知名经济学家参与的资产配置论坛”堆砌起来的。

这些学者未必收了钱。很多人只是出席了论坛，发表了演讲，参与了圆桌讨论。但“出席”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当一位北大前院长站在宜信的舞台上说“见证者”“创造者”，台下的人不会去区分这是学术判断还是社交客套。在商业语境里，站台就是站台，不管你的本意是什么。

人大这边的交集更深。吴晶妹，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与宜信联合设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宜信信用管理教育发展基金”。这是我国高校第一个正式注册备案的信用管理教育基金。她领衔组织编撰国内首套信用管理专业系列教材，并推动宜信中基层骨干到人大系统学习信用管理理论与实践。庞中英，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7年3月出席FT中文网携手宜信财富举办的商界名家沙龙上海站，发表主题演讲。贝多广，人大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2016年出席宜信与《哈佛商业评论》联合举办的《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报告发布会。冯云霞，人大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教授，近年来为宜信集团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沟通、领导力发展、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

这不是简单的“走穴”。这是制度化、系统化的产学研绑定。当一个金融机构同时与三所中国最顶尖高校的多个院系建立合作关系时，它获得的不仅是学术资源，还有一种隐性的社会认证——你看，连人大清华北大的教授都跟它合作。

回过头看，这张牌桌上真正缺席的人，是那些买了类固收产品的投资者。他们不在论坛上，不在签约仪式上，不在圆桌讨论的嘉宾席上。他们只是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人微笑、握手、说“见证者”“创造者”，然后交出了自己的钱包。一位投资者后来回忆，他之所以在2021年追加投资，就是因为看到某位北大教授在宜信活动上讲话，“觉得有学者背书，应该稳”。这种心理，唐宁懂，学者们未必不懂。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超过30位学术专家和公众人物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站台，涉及23家机构。郎咸平被投资者围堵问责，宋鸿兵在演讲现场遭遇抗议。这些场景在e租宝、泛亚、快鹿之后反复上演，但每一次，新的平台出现时，新的学者依然会走上新的舞台。

问题不在于某一位学者是否“知情”。问题在于，当学者公信力成为一种可以被资本租用的资源时，租用它的成本极低，而摧毁它的代价极高。姚洋一句“见证者”“创造者”的出场费可能只有几万块，但这句话被印在宜信的推文里，被投资者看到、记住、信任，最终转化为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资金流入。这种杠杆效应，比任何金融产品都更危险。

法律层面对“站台”的追责仍然模糊。在P2P案件的先例中，对站台专家的处理要么是积极退赔不作犯罪处理，要么按共犯判刑，标准并不统一。更多时候，这些学者安然无恙，换个论坛，换场活动，继续演讲。

宜信的致歉信里有一句话值得反复读：“法律尽调机构表示，无法根据集团提供的交易渠道和模式等相关材料，对类固收产品合规性进行独立调查。”一家公司自己委托的尽调机构，看完材料后说“没法独立调查合规性”。这意味着什么，不需要翻译。

唐宁的牌桌上坐过很多人。现在牌局散了，桌布被掀开，底下是三百到五百亿的窟窿，和近十万个投资者的名字。而那些曾经坐在桌边微笑的人，大多数已经起身离席。他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退赔，甚至不需要解释。

他们只需要换一张桌子，继续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