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如何与佩涅罗佩“相认”？

奥德修斯与佩涅罗佩的“相认”，构成荷马史诗《奥德赛》尾声处最为精彩的场景之一，也是诺兰版《奥德赛》主题表达的高潮时刻。史诗对夫妻“相认”的刻画，不仅是集中彰显佩涅罗佩机敏、审慎与自持品格的关键情节，亦可被视作奥德修斯与佩涅罗佩各自“奥德赛”的终章。至此，夫妻二人共同实现了身份与情感双重意义上的“归返”（νόστος）。

《奥德赛》的佩涅罗佩

“复杂的”佩涅罗佩

自《奥德赛》行世以来，佩涅罗佩因其忠贞的品质、精妙的智谋以及对伊萨卡家宅的竭力守护，享有史诗性的“美誉”（κλέος, 参见《奥德赛》24.192-198）。然而，荷马刻画佩涅罗佩的“κλέος”，并非只为呈现一位理想女性的静态美德，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她灵活且深刻的叙事功能。

首先，佩涅罗佩的人物塑造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她以等待承受时间的流逝，以织造推进时间的进程，以拆解制造时间的延宕，以“昼织夜拆”重复时间的循环。奥德修斯通过空间迁移达成归返的结果，佩涅罗佩凭借悬置时间维系归返的条件。唯有经历“相认”，“漂泊”与“等待”两条叙事线才能在时空维度交汇。

其次，佩涅罗佩被认为是奥德修斯的“镜像人物”。除却二人分别在时空方面的“历险”外，这种镜像关系突出表现于夫妻双方大同小异的“狡智”（μῆτις）——“富于机谋的/屈折变化的”（πολύμητις / πολύτροπος）奥德修斯与“审慎的”（περίφρων）佩涅罗佩在史诗中多处对应：前者在漂泊中隐藏真实身份，后者在宫殿内隐藏真实想法；前者编造谎言，后者伪制织物；前者愚弄对手（如波吕斐摩斯），后者蒙蔽求婚者（如安提诺俄斯）……“相认”场景是两种“μῆτις”经过长期分离后彼此确认的最终时刻，是奥德修斯归返的最后一重智性挑战。同样与佩涅罗佩形成镜像对照的，是背叛阿伽门农的克吕泰涅斯特拉。后者的不忠和杀夫在史诗中被反复讲述，不断向听众展示奥德修斯返乡的另一种悲剧性结局。有趣的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破坏阿伽门农“νόστος”的“反目为仇的不认”（anti-recognition），展现的是女性“狡智”的“负面”作用。

最后，与佩涅罗佩的夫妻关系，构成奥德修斯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忠诚”（marital fidelity）——而不是“忠贞”——才是叙事的关键。古典学者希拉·默纳汉（Sheila Murnaghan）在《〈奥德赛〉中的伪装与相认》（Disguise and Recognition in the Odyssey）中指出，“奥德修斯”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来源、家庭—婚姻关系、财产所有、宾客往来、过往功业以及持续的声誉——共同建立起奥德修斯的社会身份。奥德修斯返乡后从伊萨卡边缘逐渐向家宅中心推进，重新成为特勒马科斯的父亲，阿尔戈斯的主人，欧律克勒亚等人的家主，众多求婚者的国王，佩涅罗佩的丈夫，以及拉埃耳特斯的儿子，才真正实现“归返”。这些“相认桥段”所反映出的人际依存与依赖，使《奥德赛》超越了对单个英雄卓越性的歌颂，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英雄定义。作为奥德修斯社会关系与情感链接的终点，佩涅罗佩及其对“家室”（οἶκος，包括家宅、亲属、财产及其内部秩序在内的家内共同体）的守护，使她始终处于“归返”的核心。

由此，佩涅罗佩与奥德修斯的“相认”，也成为奥德修斯真正结束漂泊、实现归返的标志——漫长悬置的时间走向终点，琢磨不定的考验宣告落幕，动荡不安的情感寻获归属，自我身份与社会认同由此重建。

佩涅罗佩的“婚床”

现在，让我们回到史诗第23卷“夫妻相认”的重要一幕。该卷伊始，奥德修斯已“把那些滋扰他家庭、耗费他财产、欺侮他儿子的狂妄的求婚人全部杀死”（23.8-10，王焕生译文，下同）。欧律克勒亚激动地向女主人报告这一喜讯，后者不仅没有相信，反而责怪“糊涂”的乳母以“无稽”之言烦扰了她的“美梦”（23.11-16）。欧律克勒亚进一步说明，归来的奥德修斯正是此前寄居宫中并与她长谈的“外乡人”（见下文），佩涅罗佩才“兴奋得从床上跳起”，请乳母重述事件的经过。然而，即便欧律克勒亚已尽力描绘求婚人伏诛和主人回归的景象，佩涅罗佩依旧保持“审慎”（περίφρων）的态度，认为是某位神明惩罚了狂妄的求婚者，不敢贸然接纳“奥德修斯”的身份，拒绝让强烈的情感冲动遮蔽理性的思维判断。

《奥德赛》剧照

这种审慎一直持续到夫妻真正面对彼此的时刻。在走向丈夫的途中，佩涅罗佩“心中反复思忖：是与亲爱的丈夫保持距离询问他，还是上前拥抱，亲吻他的手和头颈”（23.85-87）。此时，所有在场者几乎都已接受奥德修斯的归来，佩涅罗佩的迟疑让欧律克勒亚抱怨她“心总是多疑”，令特勒马科斯责备她“硬心肠”“无情意”，但她坚持选择亲自考察奥德修斯，展现了一种不被他人左右判断的领袖谋算。面对儿子的责难，佩涅罗佩表示：“如果他确实是奥德修斯……有更可靠的办法彼此相认：有一个标记只我俩知道他人不知情”（23.107-110）。奥德修斯听罢，也坦然接受她的考察，随后沐浴净身，在雅典娜神力的加持下重焕昔日的容光，“像不死的神明”。此时，他的外貌或许足以唤起佩涅罗佩二十年前的记忆，但妻子的严肃谨慎似乎天然克制丈夫的狡诈多变——事实上，在一部充满谎言、伪装、变形与隐匿的史诗中，表象确实是最不可靠的凭证。

佩涅罗佩对奥德修斯的最终“考验”，锚定于二人的婚床之上。卸下伪装后，奥德修斯也开始抱怨佩涅罗佩的“残忍”：

怪人啊，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天神们

给了你一颗比任何女人更残忍的心。

没有哪一个女人会像你这样无情意，

远离自己的丈夫，他经历无数艰辛,

二十年岁月流逝，方得归返故里。

老奶妈，给我铺床，我要独自安寝，

这个女人的胸中是一颗铁样的心。（23.166-172）

我们很难明确这对“狡智”的夫妻是否已对谜面和谜底心照不宣。但这里，是奥德修斯率先借抱怨发出试探，言及“床”这件信物，暗示自己身份的正当，揭开“μῆτις”交锋的序幕。佩涅罗佩顺势抓住话头“反击”，从被批判者转为出题人，抛出“移动床”的伪命题：

怪人啊，不要以为我高傲自负蔑视你，

我也没有惊惶失措，我清楚地记得

你乘坐长桨船离开伊萨卡是什么模样。

欧律克勒亚，去给他铺好结实的卧床，

铺在他亲自建造的精美的婚房外面。

把那张坚固的婚床移过来，备齐铺盖，

铺上厚实的羊皮、毛毯和闪光的褥垫。（23.174-180）

面对妻子的话术，奥德修斯“不由得气愤”，立即指出其中的破绽无理之处：

谁搬动了我的那张卧床？不可能有人

能把它移动，除非是神明亲自降临，

（中略）

……因为精造的床里藏有

结实的机关，由我制造，非他人手工。

（中略）

围着那棵橄榄树，我筑墙盖起卧室，

（中略）

由此制作卧床，做成床榻一张，

（中略）

……夫人啊，那张床

现在仍然固定在原处，或者是有人

砍断橄榄树干，把它移动了地方？（23.183-204）

婚床的“不可移动”构成了整个相认场景最重要的象征。与二十年来不断位移、变换身份的奥德修斯相反，这张以活橄榄树为根基的婚床始终扎根于伊萨卡的土地。它既是夫妻共同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婚姻关系延续的象征。“四处漂泊”的英雄最终落脚于“不可移动”之物，至此，佩涅罗佩才放下审慎与戒备，“热泪盈眶上前”“双手紧抱丈夫颈脖”，“狂吻脸面”迎接丈夫的回归。

希拉·默纳汉认为，《奥德赛》中包含人物确认与验证的场景，往往始于孤独而单向的情感表达——人物首先重新体验并诉说因分离产生的痛苦，随后通过身份确认，彼此隔绝的情感状态得以消解，最终导向激烈的重逢。拥抱、亲吻等身体接触则将“相认”的情感表达具象化，并使分离状态下各自承受的情感压力转化为重逢双方共同拥有的情感体验。奥德修斯和佩涅罗佩的“相认”，便是如此。

奥德修斯的“扣针”

相较于史诗以“婚床之认”为中心的夫妻交锋，电影《奥德赛》明显改写了相认的时机与方式。最关键的变化，是将身份确认合并进史诗第19卷的长谈，置于奥德修斯诛杀求婚者之前。在这一卷中，奥德修斯乔装成行乞的“外乡人”，谎称自己接触过佩涅罗佩的丈夫，借此观察多年未见的妻子；佩涅罗佩则反过来不断验证这个“外乡人”言辞的真实性。为了增强叙述的可信度，奥德修斯回忆起昔日的衣着以及佩涅罗佩赠予的那枚黄金扣针：

神样的奥德修斯穿着一件紫色的

双层羊绒外袍，上面的黄金扣针

有两个针孔，扣针逮住一只斑斓的小鹿，

用嘴咬住挣扎的猎物。众人称羡

精美的黄金图饰，猎狗吁喘咬小鹿，

小鹿不断地两腿挣扎，渴望能逃脱。 （19.225-231）

这里，扣针并不是证明“外乡人”就是奥德修斯的决定性证据，只是验证他话语真实性的“信物”。言谈间，佩涅罗佩向这个“外乡人”诉说了自己二十年的等待，求婚人的逼迫以及“昼织夜拆”的计谋，奥德修斯则继续隐藏身份，预言她的丈夫即将归来。在为奥德修斯洗脚时，女仆欧律克勒娅凭借“外乡人”腿上的伤疤认出主人，却被要求保守秘密。卷末，佩涅罗佩又讲述了“鹰杀群鹅”的梦境及“梦之双门”的意象，并决心以奥德修斯的弯弓举行竞赛。于是，佩涅罗佩与奥德修斯在第19卷始终维持着一种“面见未相认”的微妙状态：夫妻二人不断通过讲述、询问与试探接近彼此，却始终和“相认”保有距离；双方在空间上已经重逢，却仍然在身份上彼此分离。

电影版《奥德赛》对“相见”与“相认”的合并，使得史诗原本延续至第23卷的身份悬置被提前解除。由此，佩涅罗佩与奥德修斯之间交织着试探、怀疑与验证的智性较量，也随之转化为共同御敌的默契；与佩涅罗佩“相认”不再是奥德修斯“归返”的最后考验，而成为夫妻联手夺回家宅的前提；奥德修斯身份确认的路径不再是从“οἶκος”的边缘到中心，而是在获得妻子的认同后，重新由家宅内部走向公共空间，以战斗和复仇实现身份与力量的彰显。

事实上，无论是“试探”还是“考验”，荷马史诗刻画的奥德修斯—佩涅罗佩相认场景，都展现了夫妻之间复杂而富有张力的博弈，并由此揭示了荷马时代对婚姻关系的独特想象。夫妻间的怀疑、猜忌与试探如影随形，亲密反而使彼此成为最需要观察、揣度和探究的对象。而真正维系婚姻联盟的，不只是单方的忠贞与情感依恋，更是建立在共同记忆、互相理解与心智匹配上的“同心”（ὁμοφροσύνη）。基于此，奥德修斯与佩涅罗佩的婚姻虽不断经受考验，却始终维系着稳固的夫妻同盟与家宅秩序。这种张力令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宙斯与赫拉，佩涅罗佩用自己的“狡智”和“审慎”支撑着她和奥德修斯的婚姻联盟，如同赫拉用神力同善于伪装的宙斯开展权力上的交锋。与之相比，诺兰电影中的夫妻重逢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特征，离散二十年的佩涅罗佩与奥德修斯凭借思念、默契与爱意，没有任何龃龉和芥蒂地识别、接纳并理解彼此，这样的处理略显扁平，也大大削弱了佩涅罗佩原有的出场重量与人物弧光。史诗里的“相认”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夫妻的分离并未被浪漫化的情感轻易跨越。既然不可设想“镜像人物”佩涅罗佩在艰苦等待后的重逢时刻，照见的是藏于“归来者”之名（Ὀδυσσεύς；ὀδύσσομαι：对……怀有敌意/怨愤）下的怨怼，又何必让她失去主动试探、考验丈夫的权利？

从婚床到扣针

诺兰版《奥德赛》将夫妻相认的媒介由“婚床”变为“扣针”，又把原本扣针上的“猎狗捕鹿”图案替换为雅典娜的形象。这一改编意欲何为，又如何服务于电影自身的叙事？

从婚床到扣针，信物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扎根于夫妻内室的婚床具有高度私密性，扣针却是他者可见的外在饰物，虽然能够提供可视的思念与牵挂，但作为身份“凭证”，其排他性显然弱于婚床。更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娜图案，或许电影真正想要重新改写的，不只是相认的信物，而是雅典娜在奥德修斯“归返”中的位置。

《奥德赛》剧照

史诗中，如果说奥德修斯的漂泊与佩涅罗佩的等待构成《奥德赛》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那么雅典娜便是不断推波助澜、穿针引线至其交汇的第三种力量。她并非偶尔介入故事的“deus ex machina”（机械降神），而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史诗“情节设计”和“导演”的功能。在第4卷中，雅典娜制造“梦中幻影”，安抚极度担忧儿子出行安危的佩涅罗佩，向她保证特勒马科斯受到神明保护；第13卷中，雅典娜和奥德修斯坐在橄榄树旁，构思了借助伪装击溃敌人的计划；甚至在第23卷夫妻相认之后，她仍以神力延长夜晚，为久别重逢的夫妻创造团聚的时间。然而，雅典娜分别与奥德修斯和佩涅罗佩建立的关系，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对于奥德修斯，她提供相对明确的神圣庇护与行动保证：“在各种艰险中一直站在你身边保护你”“告你命运会让你在美好的宅邸遇上怎样的艰难”“你终得回故乡，虽会失去所有的伴侣”“我现在为你指点伊萨卡，使你消疑团”（13.301; 306-307; 340; 344）。二者的关系也远非简单的“神明指引—凡人受助”，而建立在由“μῆτις”维系的心智亲缘之上——都擅长谋划、欺骗与伪装。反观佩涅罗佩，她从女神处获得的始终是一种“不确定性”。雅典娜以梦境、睡眠安抚佩涅罗佩，但对后者而言，“梦幻通常总是晦涩难解”（19.560）。当她追问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却是女神“我不能详细说明你那位丈夫的遭遇，他活着还是已经死去，说空话不是好事”（4.836-837）的回答。佩涅罗佩与雅典娜同样具有相似性：雅典娜是掌管智慧与织艺的女神，佩涅罗佩则借助织技在家内空间实践自己的“μῆτις”，但两者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对于女神这样的“临在”，佩涅罗佩始终只能在有限的信息与宏大的不确定性中，独立完成等待、观察、判断与选择。

最后，让我们再度回到电影版《奥德赛》的表达。影片淡化了史诗中神明作为实体的“临在”，削弱了神祇直接介入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电影里的奥德修斯始终未能收到来自“雅典娜”的明确帮助和预先指引。诺兰赋予奥德修斯的，不再是“奥德修斯的雅典娜”，而更接近荷马诗中“佩涅罗佩的雅典娜”——不提供确证，不指明结局，没有驱散迷雾，无法为人排解茫然与煎熬，却在漫长的不确定中维系着牵引与希望。电影中，夫妻的“相认”不再依据排他的“秘密”，而借助一个涵盖奥德修斯、佩涅罗佩与雅典娜关系的象征实现。这个“信物”指向渡海远征的希腊将士、彼岸盼望的希腊女性、无助哀泣的特洛伊居民以及所谓“时代和文明的秩序”。通过“身份的确认”，这些彼此隔绝的群体与情感状态“得到消解，经历情感表达的具象化，并最终导向共同的情感体验”（见上文，希拉·默纳汉：《〈奥德赛〉中的伪装与相认》）。 诺兰如同织机前的叙事者，“狡智”地拆解荷马史诗原有的复杂与精巧之处，较为“审慎”地择取其中富有象征意味的线索重新编织，最终织就属于自己的“奥德赛”图景。而那部被拆解、重组，又隐没于银幕重重伪装之下的《奥德赛》，也像佩涅罗佩一样等待着，等待着观众重回荷马的文本，完成又一次“相认”。

常宸睿（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