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术对话：探寻中国古代国家理论建构的本土阐释

导 读

中国古代国家理论建构，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范式自带西方历史预设，存在明显的误读和偏见。国内考古、史学研究者持续探索，提出治理型国家、天下型国家等本土理论。扎根中国历史实践，构建中国古代国家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是历史研究的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是古代国家制度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古代国家建构体现了政治文明延续性、多元一体格局、族群融合和“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与欧洲的神权政治、封建城邦以及宗教和君主制二元对立的国家政治建构存在重大差异，长期受到西方学界关注。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突破传统范式，从国家起源动力、政治结构、治理模式、文明特质等维度，重构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解释框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相关研究既深化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认知，也引发诸多学术争议。系统评析这些理论，辨析其学术价值与内在局限，既有助于推动中西学术对话，也为构建中国古代国家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

主要理论范式

西方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国家建构形成多种理论范式。一是早期国家演化理论：从“酋邦”到“国家”的阶段论。该理论源于西方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受摩尔根“部落联盟”理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古代国家理论建构。张光直、肯特·弗兰纳里、罗伯特·多尔等学者将中国早期国家社会划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该理论认为，中国早期国家并非原生的成熟国家，而是从复杂酋邦逐步演化而来。肯特·弗兰纳里认为，国家形成需满足两大核心：其一，地域纽带取代血缘纽带，其二，建立韦伯意义上的“合法的暴力垄断”。以此衡量，商代虽有合法暴力机构，但血缘纽带仍占主导，属于“早期国家”；西周分封制本质是“酋邦联盟”，直至春秋战国官僚化、地域化改革后，才形成成熟的古代国家。

二是财政—军事国家论：战争驱动与国家制度理性化。该理论源于查尔斯·蒂利对近代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核心主张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推动国家官僚体系科层化、财政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核心动力。21世纪以来，许田波、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研究，聚焦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国家转型。许田波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是中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关键。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已具备理性化官僚制度、非世袭的官员选拔、中央集权、统一法律与度量衡等现代国家核心特征，比欧洲早1800年。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早熟性，源于战争压力与儒家意识形态的结合。

三是文明国家论：文明内核与国家形态的合一。该理论由白鲁恂较早提出，并由马丁·雅克进行系统阐述，指出文明的延续性是国家建构的根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自商周以来，汉字、儒家文化、大一统观念、宗法制度等文明内核始终延续，塑造了中国国家“超稳定结构”。该理论主张，自秦汉起，中国国家建构就是文明的政治表达，疆域随文明影响力伸缩，族群随文明认同融合，合法性源于文明传承而非民族主权。因此，论者主张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是国家形态与文明内核的高度统一。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统一性与包容性，这也构成了中西国家建构的根本差异。

西方中国古代国家

建构理论存在偏见与局限性

西方学者的多数理论仍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模板”，强行将中国历史纳入西方演化框架。如将源自美洲、非洲的“酋邦—国家”阶段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同时漠视中国本土考古学理论，导致理论解释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战争决定国家建构，夸大战争的驱动作用，忽视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建构，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是区域融合、游牧和农耕经济结构互嵌、渗透和互动交融的结果，最终实现不同区域的整体性融合，并以“中国”文化认同，构建古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此外，西方学者多将韦伯式的“现代国家”概念套用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混淆了“早期现代国家要素”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区别。

“文明国家论”过度强调文明内核的决定性，忽视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制度、经济、军事等维度，与中国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延续性，离不开中央集权制度、小农经济、科举制等制度支撑，并非单纯依靠文化作用。将中国文明视为静态、单一的整体，忽视其多元融合的内生和外在动力，模糊了古代国家的政治属性，也否定了古代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法理地位。

构建中国古代国家

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无疑存在偏见与局限。尤其是被西方学界视作国家建构经典理论的所谓“战争制造国家” 论，以及 “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等谬论，显然无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制度文明交流互鉴、族群交往融合和 “大一统” 理念长期延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中国古代 “大一统” 国家的形成，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以苏秉琦等为代表的考古学者，立足中国本土考古成果，提出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三阶段理论，摆脱了西方理论模式的桎梏，论证了中国早期国家演化路径，但该理论对国家建构动力机制的分析仍存在不足。近年来，卜宪群提出“治理型国家”理论，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韧性、基层整合、礼法合治等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国家建构逻辑。此外，李鸿宾等的“王朝型国家”、马卫东的“天下型国家”等理论，均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的深化。

国内学者应跳出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客观认识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并在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和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建构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古代国家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共同推动全球史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理论的研究。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标题：对西方学界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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