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经贸阶段性破冰，欧洲的产业焦虑为何仍旧难解？｜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19期）

2026.10.13

第19期（总第42期）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

本 期 要 点 速 览

01

全球重点事件与对华影响分析

1. 中欧经贸阶段性破冰，欧洲的产业焦虑为何仍旧难解？

2. 巴西大选首轮右翼领先，政治右转态势趋于确立

3. 主要发达经济体长端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全球债市联动震荡加剧

02

其他重要涉华动向与简析

1. 乌军利曼反攻取得进展，俄乌纵深能源战进一步升级

2. 越南近期成功拓展对加战略合作并引入韩国高端制造投资

3. 星链第三代卫星完成首次批量部署，低轨资源与规则竞争加剧

03

近期国际大事预告

1. 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2.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

3.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冲刺，提前投票与关键地方选举陆续展开

PART 1

精选分析

中欧经贸阶段性破冰，欧洲的产业焦虑为何仍旧难解？

作者：曾译瑶

据路透社、《联合早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0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议强化欧盟贸易防御能力，应对危及欧洲经济和产业基础的“系统性市场扭曲行为”。两国在信中要求欧盟不仅要扩大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行业覆盖范围，还主张创设新的快速贸易反制工具，降低反制措施的启动门槛，将特定情境下的决策周期缩短至数日，以形成类似美国“301条款”的敏捷反制能力。

在法德施压的背景下，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据商务部发布的联合声明，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16项成果共识清单。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在汽车贸易领域，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WTO）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预计未来四年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增幅将有一定程度减少，纯电动车反补贴案则继续按既定节奏推进价格承诺与复审程序。在关税减让与市场准入方面，双方拟降低汽车零部件、橄榄油、鞋类等出口额近40亿欧元欧盟商品的中国进口关税，中方同步推进欧盟医疗器械采购对接并探讨解除蓝舌病输华限制。在出口管制领域，中方同意继续通过“绿色通道”便利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欧方将推动解决两用物项对华出口许可中的重点个案，双方同意加强政策事先沟通、提高管制清单调整程序的透明度。在贸易救济与规则争议方面，针对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及逆变器融资指引，欧方澄清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同意开展技术对话。根据后续安排，谢夫乔维奇将于下周向欧盟成员国及领导人汇报谈判成果，相关方案最早可能于10月15日提交欧洲理事会会议审议。双方同时商定将于2027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并于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

2026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右）与到访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左）在北京举行会谈（图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IIA简评

近期中欧经贸关系持续承压，核心在于欧洲内部对华贸易焦虑升温。其中法德两国的态度尤为强烈，而德国的立场转向最具代表性。过去，作为对华贸易与投资大国，德国在欧盟内部对涉华贸易限制措施往往保持审慎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衡缓冲的作用。但在今年1—5月，德国对华汽车出口同比下降26.1%，自华进口增长6.2%；截至6月底，德国汽车工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4.23万人，降幅5.8%，并降至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大量传统车企被迫削减本土岗位并将投资向海外转移。在国内经济疲软与极右翼民粹政党地方选举连获突破的双重冲击下，德国执政联盟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与舆论压力，转而打着欧盟共同市场的大旗强化对华经贸防御。在这一高度紧绷的政治气氛中，中欧本次磋商能够顶住压力达成关税互惠、混动汽车贸易协调以及关键原材料供应便利等一揽子成果，充分展现出中欧双方在管控冲突上的务实与理性，在关键窗口期有效遏制了双边经贸摩擦全面激化的势头。

但深入观察近期的博弈脉络可以发现，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层竞合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后续仍可能出现新的扰动。一是中欧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根本调整。过去欧洲通过向中国出口汽车、机械设备和工业技术分享中国市场增长红利，中国制造业扩张也为欧洲企业创造了大量订单。尤其是随着中国企业逐步进入汽车、机械、电气设备等欧洲传统优势领域，双方竞争由劳动密集型商品延伸至高附加值制造业，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亦逐步扩大。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1至8月，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顺差已达2420亿美元，超过同期对美货物贸易顺差（1998亿美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双方贸易关系达到“临界点”，欧盟将动用必要政策工具推动贸易重新平衡。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带来的外部经贸冲击，进一步放大了欧洲的产业恐慌与外溢担忧。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全面升级“美国优先”与极限施压政策，不仅持续推高对华关税与抬高了全面经贸限制壁垒，同样对欧洲盟友挥舞关税大棒，在钢铝、汽车及数字服务税等领域频频对欧发难，导致美欧传统同盟内部的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下，欧盟不仅自身对美出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更高度担忧中国优势产能和优势商品因美国极高关税壁垒而被挤压、转而大规模“外溢”至欧洲共同市场，从而进一步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三是欧洲内部针对深层发展困境的结构性改革滞后，并加速转化为对外的贸易保护冲动。受北溪管道事件与中东地缘冲突外溢冲击，欧洲能源转型代价高昂，工商业电价与天然气等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严重侵蚀了本土制造业的综合成本竞争力。与此同时，欧洲自身在短期内尚未培育出能够接替汽车、化工等传统支柱工业的新兴增长极，针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劳动力市场僵化与严苛监管等问题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在多国政治阻力下步履维艰、停滞不前。在制造业外迁、本土就业流失与民众实际生活成本高企的困境下，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浪潮与极右翼政治势力借机迅速崛起，持续冲击主流执政联盟的统治基础。而将内部的工业衰退与发展困境简单归咎于“外部不公平竞争与低价商品冲击”，进而通过构筑贸易防御壁垒向外转嫁矛盾，已成为欧洲政界迎合民粹诉求、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的低成本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法德推动的贸易防御“新工具”大概率将继续推进，但受制于欧盟内部利益分歧与对华产业链依赖，更可能呈现“工具常备、引而不发、选择性施压”的常态化威慑态势，以作为维持博弈筹码的重要底牌，我方对此需有充分预期。而面对外部成熟市场的防御与焦虑心态，我国更应主动在产业崛起过程中探索稳健的分歧管控与沟通路径。例如，在欧方恪守承诺的前提下，引导企业从单一终端品货物出口加速转向欧洲本土化投资与深度制造合作，把合作重心锚定在创造当地就业、拉动配套和增加税收上，以切实的利益共享化解民粹与政治阻力；同时，推动欧方客观认识到贸易逆差并不等同于经济利益受损，中国高性价比的零部件、中间品与绿色技术是欧洲工业降本转型和稳定民生的现实依托，盲目压减对华进口反而会抬高欧洲经济的整体运行成本。

主要发达经济体长端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全球债市联动震荡加剧

作者：周承哲

据路透社、CNBC、Trading Economics等消息，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全球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经历了一轮近年来罕见的长端利率集中上行，多国基准国债收益率密集刷新数十年高点。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10月1日盘中一度触及5.36%，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于10月5日攀升至5.64%，刷新美国财政部常规定期序列自2001年7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8月19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手机画面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图源：新华社）

欧洲方面，英国10年期收益率亦于10月7日攀升至5.45%，触及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10月1日一度达到6.03%，突破6%的关键心理关口，为1998年以来首次。在财政赤字担忧与政治不确定性发酵下，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下旬一度逼近5%，创2002年以来新高。受此拖累，其与德国同期限国债利差走阔至150个基点以上、重回2011年欧债危机时期水平。而作为欧元区基准，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同步冲高至3.6%左右，创2011年以来最高。

亚太市场同样未能幸免。9月24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8%，创1996年8月以来近三十年新高。超长端抛压更为显著，3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10月5日盘中飙升至4.24%，打破了该品种自1999年9月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而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议息日前后上行至5.43%，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位。

IIA简评

以往主权债券抛售往往集中于个别国家或特定区域，本轮震荡则呈现多国市场同步承压、风险跨区域快速传导的特征。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为平衡本土负债和资产配置压力，集中减持海外债权资产。日本表现尤为典型。截至8月22日，日本投资者2026年已净抛售海外债券约3万亿日元，为2022年以来最高。近期，三井住友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还被曝出已清空所持全部法国国债，并将资金转向短期日本政府债券等资产。另一方面，美欧政府发债供给仍在大幅扩张。如德国金融管理局预计，2026年德国联邦借款将创纪录达5255亿欧元。整体市场形成“供给扩张、需求萎缩、收益率上行”的负反馈循环，主要经济体均受制于自身债务与流动性压力，不再具备相互托底、对冲风险的能力，全球债市连锁反应被持续放大。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各方通过传统货币政策与财政流动性工具托底市场，如美、日均重启加息，美财政部同步扩大长端国债回购规模等，但干预效果甚微，长端利率短暂企稳后再度加速上行。常规政策工具的失灵，本质上深刻凸显了现代货币理论（MMT）逻辑失效后，西方政党政治已无力在内部推行实质性财政紧缩，宏观政策陷入“发债加剧通胀、加息推高赤字”的无限循环，诱发市场对主权偿付能力的惩罚性重估。

从影响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均以主权法币计价且具备央行最后兜底机制，发生名义违约的概率极低，但其“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并存的政策矛盾正陷入系统性失序，可能从多个维度对我国宏观利益产生连锁外溢冲击。首先，长端利率高位运行推升了全球风险资产贴现率，极易诱发跨境杠杆资金的避险踩踏与“羊群效应”。一旦境外被动基金、对冲基金等集中减仓，将同步放大港股调整压力、人民币汇率波动与A股相关板块估值压力。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修复预期、培育中长期资金和推进投融资改革的关键阶段，须重点防范外部冲击与内部预期波动相互叠加、扰动信心修复节奏。进一步看，在实体经济端，高息环境对欧美消费与投资的紧缩效应还未完全显现，未来欧美企业和家庭再融资成本攀升将直接抑制其对我国耐用品、消费电子及工业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在内需处于恢复阶段的背景下，对我国稳外贸与稳增长带来较大拖累。更深层次的次生风险在于，美西方将内部无法化解的债务压力转嫁为地缘对抗，以“泛安全化”叙事掩盖其金融治理失败。其中日本尤为激进，在央行加息、利息负担成倍放大的内政困境下反其道加速扩军，以制造地缘紧张转移内部危机、绑架美日同盟提供金融与安全兜底，直接恶化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

对此，我应稳步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在严守流动性的前提下有序下调西方主权信用债敞口，持续增配实物黄金以及原油、战略性矿产等具备工业硬支撑的战略资源。同时依托G20、金砖及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倡导去地缘化的金融稳定框架，推动建立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纪律约束机制，推动全球安全资产供给多元化，完善新兴市场共享的跨境流动性应急与风险对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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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波动考验政府和企业战略决策，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发行业格局重塑，地缘政治对国家和企业产生“黑天鹅”冲击。企业和政府亟需把脉宏观经济变化、掌舵未来发展方向；洞悉全球发展态势、把握产业发展脉搏；构筑基于全球视野的决策能力。但是如果缺少智囊团队助力，难以精准解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有效识别潜藏的地缘政治风险；系统评估区域国别投资环境；并获得覆盖全流程的专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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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罗行健

排版｜詹蕴第

初审｜钟 天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