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朝鲜战场后方，周纯全面对的不是冲锋号，而是一张张物资调运表。前线部队能不能吃饱、弹药能不能送到、伤员能不能及时转运，往往决定着战斗能否持续。彭德怀把他留下来负责志愿军后勤，并非偶然，这位曾经长期离开军队的干部，已经在另一条战线上证明了自己。
周纯全190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因家境困难中断学业，后来到汉口织布厂做工。工厂里的生活，使他很早接触到工人运动。1927年，他参加黄麻起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他的上升速度很快。工会干部、县委书记、特委常委，之后又担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那个年代，保卫工作关系根据地生死存亡，但也极易受到错误路线影响。周纯全身处其中，既有执行命令的一面，也留下了后来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1937年到达延安后，徐向前得知妻子程训宣已经遇害，便找到周纯全追问原因。徐向前问：“她到底有什么罪过？”周纯全回答：“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这句话很短，却把当年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伤害，直接摆在了两人面前。
程训宣被捕时，徐向正在前线作战。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他曾多方打听妻子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多年以后真相揭开，周纯全不能推卸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对这段经历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归咎于环境。
周纯全早期还有一个显眼的身份：军事干部。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他进入红军部队，任红十师政治委员，搭档是王宏坤。部队进入川陕苏区后，红十师改编为红四军，周纯全继续担任政治委员。洪学智、陈再道、张才千等人，都曾在这一系统中任职。
那时的周纯全不过二十多岁，却已是主力部队的重要负责人。1935年沙窝会议期间，张国焘提出增补一批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央经过权衡，只同意周纯全、陈昌浩进入政治局，徐向前等人分别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安排既反映了红军内部的复杂关系，也说明周纯全当时确有相当分量。
然而，政治地位并没有使他避开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纯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和反思。毛泽东曾评价说：“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份评价并不是替错误开脱，而是承认一个干部在认识问题之后仍有改造和使用的可能。
此后十年左右，周纯全主要从事学习、教育和地方政务工作，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以及敌后学校任职。抗战时期，他还在山东滨海根据地担任行政和经济管理职务。离开一线军队，并不等于停止工作，战争年代的学校、政权和后方，同样需要有经验的干部维系运转。
抗战胜利后，周纯全赴东北，负责本溪湖煤铁总公司的工作，后来担任辽南行署主任，并兼任辽南省委副书记。1947年，他重新回到军事系统，转入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门。曾经的政治保卫干部，逐渐变成一名后勤组织者，这种转变并不显赫，却极其考验统筹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参与组织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海南岛作战需要渡海，船只、粮秣、燃料、伤员转运，每一项都比陆地作战更复杂。后勤准备稍有疏漏，前线部队就可能陷入被动。
抗美援朝期间，周纯全赴朝鲜了解情况，随后被彭德怀留下，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他针对前方供应、运输组织和后方建设提出多项建议。朝鲜战场交通条件恶劣，敌方空中封锁严密，后勤工作常常是在损失与压力中维持。周纯全此前积累的行政经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回国后，他担任解放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后任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个曾因错误离开军队多年的人，最终重新回到军队高级领导岗位，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周纯全后来还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85年7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独胆将军的称呼，记住了他的战斗经历；而他的后半生，则记录了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如何经过教育、反省和实际工作，重新取得组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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