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南宁刚刚进入新的社会秩序，军管会主任莫文骅却频繁登门拜访一位特殊人物。此人名叫李任仁，既是桂系重要人物白崇禧的老师，也是一位在广西颇有声望的民主人士。
莫文骅的来往，很快引起了议论。几名干部找到他，提醒说：“李任仁身份复杂，是否应该先作甄别，再继续接触？”
莫文骅没有回避。他承认，自己确实多次拜访李任仁，但原因并不复杂：南宁要恢复生产、安定人心、重建城市，离不开对本地情况熟悉的人。若只看过去的政治关系，反而容易把真正有价值的意见挡在门外。
面对劝阻，他显得有些不耐烦，说道：“建设南宁，不能鼠目寸光。工作上的接触，不能简单看成私人来往。”
这句话传开后，有人觉得莫文骅过于大胆。毕竟，李任仁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而桂系在国民党政坛长期占据重要位置。南宁刚刚解放，地方局势并不稳，任何接触都可能被误解。
然而，李任仁并不是普通的旧政权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奔走，努力推动团结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敦促李宗仁、白崇禧表明态度，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
抗战局势变化后，李任仁又在共产党与桂系之间传递信息，促成双方围绕抗日大局进行接触。这类工作十分隐蔽，知道内情的人很少，外界看到的往往只是他与桂系人物往来密切的一面。
解放战争后期，他仍冒着风险为共产党方面提供桂系内部情况，并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需要继续团结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的真实身份并未公开，许多基层干部自然不知情。
有意思的是，莫文骅起初也不了解这些内情。他第一次接触李任仁，并不是因为掌握了什么秘密，而是出于治理南宁的现实需要。一个刚刚接管的城市，不能只靠文件和命令运转。
李任仁对此却十分谨慎。莫文骅多次登门，他都没有立即见面。旧有关系、政治风向和地方局势交织在一起，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带来麻烦。莫文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帮助安排住房，照料家属生活。
细节最能检验诚意。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李任仁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向军管会反映南宁的民情、商业状况和社会关系。莫文骅也由此获得了许多书本和报表之外的信息，城市治理便有了更准确的依据。
不久，四野方面向莫文骅通报了李任仁同共产党联系的真实情况，并要求对其予以保护。莫文骅这才明白，自己此前坚持的并非单纯的工作方法，而是无意中接触到了一项需要保密的统战安排。
但他没有公开李任仁的身份。1950年前后的南宁，地方残余势力活动仍较突出，公开身份既可能给李任仁带来危险，也可能影响党在地方上的统战工作。莫文骅对外只说明，这是贯彻中央关于团结民主人士、依靠本地贤达建设城市的政策。
另一件事，更能看出他的判断。规划南宁时，莫文骅提出在望仙坡古炮台和白龙塘一带修建人民公园。有人认为那里离当时的市区太远，普通百姓没有必要跑十几公里去散步，项目因而迟迟没有推进。
会议上，反对意见再次集中。莫文骅没有只讲眼前，而是解释说，南宁今天看起来范围不大，人口和城市规模却会不断扩展。现在偏远的地方，若干年后可能就会进入城市中心，公共空间必须提前规划。
在他的坚持下，人民公园建设逐步展开。1958年，毛泽东到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接见南宁各界代表的地点便安排在人民公园。园内古炮台尚存，树木成荫，环境已经初具规模。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国清说明这是莫文骅主持修建的，毛泽东称赞道：“莫文骅真有眼光。”
这两件事看似一为接触人物，一为规划公园，实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接管一座城市，既要辨别政治立场，也要看一个人能否为地方建设提供实际帮助；既要处理眼前秩序，更要为多年后的城市发展留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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