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代中期，北京钓鱼台，秘书阎长贵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曾听见江青与女儿李讷发生激烈争吵。争执并不只是母女间的拌嘴，话锋之尖，甚至让旁人都感到意外。李讷当面说：“你想当武则天，你没那本事。”这句话后来被阎长贵记在回忆中，也成了观察江青性格的一扇窗口。
江青身边的人普遍感到，她情绪变化很快。高兴时，事情容易商量；一旦动怒，熟人也未必能得到宽容。她对外界的态度，常常受当时的情绪支配，连亲属关系也不例外。
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名叫李云露。新中国成立后，江青曾把姐姐接到身边，帮忙做饭、照料孩子。后来两人因故关系破裂，李云露离开中南海，姐妹之间也长期少有往来。
1969年“九大”以后，李云露多次写信给江青，表达思念之情，也提到自己的生活比较困难。信中没有直接索取什么，却多少带着求助意味。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没有得到江青回应。
直到1976年，毛泽东病重，江青才让身边工作人员代她去看望李云露。厨师程汝明回来后，向她说起姐姐住处的情况：被褥破旧，屋里寒冷，煤炉也烧得不旺，地上还有散落的煤渣。
江青听完，从毛泽东交给她的钱中拿出5000元，让程汝明送去，并说：“这算还了一个心愿。”这件事说明，她并非完全没有亲情，只是这种感情往往来得迟，也很容易被复杂的情绪遮住。
有意思的是，江青对同父异母的哥哥李干卿，态度更加冷淡。1970年，李干卿带着儿子从济南到北京，希望见一见妹妹。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们住下后，将情况报告给江青。
江青沉默许久，随后表示不愿接见，还让工作人员从礼品中挑一台“最次的”相机给外甥，再送半斤茶叶。她甚至说，哥哥进京不过是想要东西。这样的措辞，使亲情被身份和政治立场彻底压过。
李干卿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解放后接受过审查和管教。江青以此为理由拒绝见面，并认为自己身为政治局委员，不能与这样的人来往。李干卿听到传话后流了泪，仍恳求工作人员再替自己说几句：“我年纪大了，恐怕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
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的态度很明确：“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我也接见过，你难道连自己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
有了这句话，江青才同意会面。但地点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中南海或钓鱼台。见面后，她没有安慰多年未见的哥哥，反而责怪对方让自己处于被动，并要求他们尽快离开北京。李干卿说，儿子一直想见姑姑，今天终于见到了，明天就走。说到这里，他落了泪，江青却转身离开。
江青的待人方式，也曾受到毛泽东批评。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曾说她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剥削阶级作风”。这类批评并非空泛评价，而是与她日常对待身边人的方式有关。
李讷小时候，江青请一名年轻保姆照料她。保姆不熟悉针线，缝衣服时针脚不齐，江青当面取笑，还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注意到保姆的尴尬，当场斥责江青，并对保姆说，衣服补得很好。几句话，看似琐碎，却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
在饮食问题上，江青也常常管得很细。她看过营养方面的书后，不让毛泽东吃咸、辣和肥腻的食物。毛泽东想吃红烧肉时，她仍加以阻拦，最终毛泽东说：“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她不要管。”
她对李讷同样要求严格。母女争吵时，李讷那句“你想当武则天，你没那本事”，既是顶撞，也是长期压抑后的反弹。江青在女儿面前习惯以命令式口吻说话，李讷却没有完全顺从，这使两人的矛盾不断积累。
值得一提的是，江青并非对所有人都冷硬。据顾保孜回忆，她对毛远新格外照顾，李讷有些话不敢直接讲，常请毛远新出面，事情往往就容易办成。亲疏差别如此明显，正是她性格中最复杂的一面。
1973年3月，江青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中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生活条件的报道。陈景润当时住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身体多病，却仍坚持数学研究。江青读后流泪，对秘书杨银禄说：“这样的专家，我们能不管吗？”
她随后在材料上批示，请毛泽东关注陈景润的情况，并要求有关方面尽快安排治疗和改善生活条件。这个细节与她拒绝兄长形成强烈反差：面对受苦的科学家，她能够迅速动情；面对血亲，却常被身份、成见和怒气牵着走。
正因如此，阎长贵听到那场母女争吵后，才会留下深刻印象。江青身边的亲疏冷暖，往往不只取决于血缘，也取决于她当时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身份、价值与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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