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月，安徽泾县茂林一带，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正在崎岖山地中突围。叶挺、项英面对的，不只是兵力悬殊的战斗，更是抗战合作局面突然破裂后的生死考验。
这场事变造成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严重损失。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后来遇害。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以为这支部队已经元气尽失，甚至难以恢复。
但事情并没有停在皖南的山谷里。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浙东等地仍有大批部队活动，战争的火种没有熄灭。此后重建的新四军，依靠华中根据地继续发展，承担起牵制日军、打击伪军和开辟根据地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抗战初期新四军下辖的四个支队，司令员后来大多成为军队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经历，也能看出这支部队并非只靠一两位名将支撑，而是拥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骨干。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早年便参加革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部进入江南，在敌后建立据点，逐渐打开了抗日局面。
皖南事变后，陈毅参与主持新四军重建，后来担任军长。重建并不容易，部队要补充兵员、整顿组织，还要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保存力量。陈毅处理军政关系的能力，在这一阶段表现得格外突出。
陈毅曾对身边干部说：“部队不能散，骨干不能丢。”话不长，却说明了当时最现实的任务。新四军后来不断壮大，并与山东、华中各部队共同构成华东战场的重要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接连参加宿北、鲁南、孟良崮、淮海等战役，陈毅也因此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与许多在中央红军中成名的将领相比，他长期在地方和基层经营，熟悉山地斗争，也懂得怎样把分散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
张鼎丞任第二支队司令员时，粟裕担任副司令员。两人的资历和专长并不相同，张鼎丞重在组织领导与根据地建设，粟裕则以善于指挥机动作战著称。正因为彼此分工清楚，第二支队在华中敌后逐渐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
后来粟裕在华东战场崭露头角，但对这位老上级始终保持尊重。张鼎丞没有在1955年参加授衔，并非贡献不足，而是已经转到地方和国家机关工作。按照当时的安排，他属于军队之外的领导干部，未被授予大将军衔，但其历史地位和相应待遇与大将相当。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新四军参谋长，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革命将领。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前后的多次斗争。这样的经历，使他既懂作战，也熟悉军队建设和统筹协调。
皖南事变发生时，张云逸并未随军部行动，因此保存了下来。新四军重建后，他担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后又负责华东地区的重要军政工作。战争不仅要靠前线冲锋，粮食、弹药、兵员补充和交通运输同样决定胜负，张云逸在这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人问：“后方事务，难道比前线作战轻吗？”张云逸的回答很实际：“前方打仗，后方一件也不能少。”这句话道出了敌后战争的另一面。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是新中国开国将领中资历深、贡献大的代表人物。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结局，则最令人惋惜。他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干部，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组建并领导红二十八军，长期与国民党军队周旋。
高敬亭熟悉大别山地形，善于利用地方条件开展游击战。新四军成立后，第四支队兵力较多，战斗力也较强，在华中抗日前线承担了重要任务。1939年6月，高敬亭因军政关系和部队纪律等问题，被新四军主要领导机关决定处决。关于这一处理，历史上一直有不同评价，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机会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因此，说高敬亭如果活到1955年必然成为大将，只能作为推测，不能当作确定事实。历史人物的军衔，取决于职务、资历、战功以及授衔时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用后来成就倒推。
四位支队司令员，三人后来进入开国将帅行列，另一人却在抗战中途离世。这种反差，正是那个年代的残酷之处。皖南事变打击了新四军军部，却没有摧毁华中敌后抗战的组织基础；支队留下的干部和部队，随后又在新的编制中继续承担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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