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北平城内局势紧张，原东北军将领张廷枢悄然离开旧部，转赴抗日根据地。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张作相。一个曾位居东北军核心的旧军人，为何把亲生儿子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
张作相和张作霖只差一个字，却没有血缘关系。张作相出生在奉天义县一带的农家，少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家境贫寒，书没有读完，他便回家务农。可识字之后，眼界已经打开，再回到土地上安稳度日，对他而言并不容易。
后来，他进入张作霖组织的保险队。那支队伍带有浓厚的旧式武装色彩，既要防范匪患，也要维持地方势力。张作霖看中张作相识字、有胆识，又善于处理人情世故，两人很快结为异姓兄弟。
有一次交战失利，张作霖被围。张作相没有选择退避，而是带人冲回火线，将张作霖救出。这个细节，决定了两人日后的关系：张作霖掌握兵权，张作相则逐渐成为能够替他分担大事的人。
在东北军内部，张作相被称为“辅帅”，地位仅次于张作霖。这个称呼并不只是因为结拜关系，更在于他有一套不同于一般军阀的处事方式。面对黑龙江督军、热河都统等职位，他并未急于伸手，直到吉林督军孙烈臣去世后，才接掌吉林政务。
张作相治理吉林，留下的并不只是军队驻防和官场人事。禁烟，是他上任后抓得很紧的一件事。大烟在当时并非单纯的个人嗜好，而是牵连税收、商路和地方势力的利益。动这块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但张作相仍推动严厉整治。
教育和交通，也被他视为地方根基。他推动筹办吉林省立大学，并主持修筑奉海铁路。铁路一旦贯通，吉林与奉天之间的物资运输便有了更稳定的通道。日本势力当时不断扩张，对东北铁路和矿产利益觊觎已久，修路自然不只是民生工程，也带有明显的现实防卫意味。
张作相并非脱离军阀时代背景的清廉官员，他同样依靠军队和权力立足。但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把一切都化成家族私产，也没有在每次政治冲突中赶尽杀绝。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奉军内部曾有严惩郭部的声音，张作相却主张收束杀伐，为许多官兵留下活路。
这种性格，后来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张廷枢。
张廷枢出生于优越家庭，曾在东北讲武堂学习，与张学良是同学。张作霖去世后，张作相支持张学良接掌东北军，父辈之间的关系也延续到下一代。按常理说，张廷枢完全可以凭借门第和人脉，在旧军队中谋得一份安稳前程。
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一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事变，东北军不少部队奉命退让。张廷枢时任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师长，曾率部进行抵抗。部队装备和部署都处于劣势，连续作战后伤亡严重，可他对消极退让的态度始终无法接受。
他曾对张学良表示：“东北军若是真要抗日，我明天就回去。”这句话未必能改变整个局面，却说明东北军内部并非人人甘愿放弃抵抗。张廷枢与几名军官一同提出辞职，实际上是对当时军事方针的抗议。
张作相没有阻止儿子。相反，他明白留在原有体系中，张廷枢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抗日。经过周密安排，张廷枢转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所谓“秘密送走”，并不是戏剧化的逃亡，而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父亲利用自身关系为儿子寻找另一条道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送往南京并长期失去自由，张廷枢曾设法营救，结果没有成功。此后，他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得失上，而是联络东北军旧部，推动抗日武装的建立。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张廷枢参与组建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并担任司令员。队伍成分复杂，既有东北军旧部，也有地方抗日力量，整合起来并不轻松。张廷枢熟悉旧军队的编制、训练和指挥方式，这些经验使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基本秩序。
抗战期间，他长期奔走作战，身体逐渐恶化，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休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试图借助他在东北军旧部中的影响力，安排其担任东北行营中将高参，以此拉拢这位旧将领。
张廷枢没有接受。他清楚这份任命背后的政治意图，也没有忘记东北军当年面对日本侵略时的被动处境，更不满张学良长期被扣留。1949年，张作相和张廷枢先后因病去世，父子二人都未能亲眼见到新中国成立。一个留在旧时代的权力核心，一个走进抗日武装的指挥岗位，他们的选择，构成了东北军内部复杂而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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