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最讲孝道，为什么偏偏不许袭人守孝？

《红楼梦》里最受儿孙孝敬的人，偏偏说出一句话：跟主子的人，讲不起孝与不孝。袭人的母亲刚去世，不过是没有来陪着看戏，怎么就惹得贾母不高兴？更奇怪的是，凤姐只换了一套说辞，贾母便不追究了。

作者 | 小季

元宵夜的贾府，戏正热闹。贾母坐在正当中，满堂儿孙围着她敬酒、说笑话、凑趣儿。

满厅里最不缺的，就是一个“孝”字。

可就在这时候，贾母忽然发现，宝玉出去一趟，跟着的只有麝月、秋纹，袭人呢？

王夫人连忙解释：袭人的母亲前几日没了，正在热孝里，不便到前头来。

按常理，这话就算解释清楚了：亲娘刚走，女儿守着孝，不来听戏饮酒，再正当不过。

但贾母却不高兴了：

“跟主子的人，讲不起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来不成？”

自己一屋子都是儿孙在尽孝，偏偏袭人这份孝，贾母不认。

她坐的那把椅子，本就是孝道供出来的。儿孙怎么哄她、怎么敬她，都是贾府的日常规矩，可她依然把一个丫鬟的亲丧，排到了主子的需要后面。

在中国传统中，“孝”字有多重？

《唐律疏议》里，孝不是一句家常道理，而是国家刑律维护的伦常。“十恶”之中就有“不孝”。父母丧期内作乐、脱去丧服从吉，乃至隐瞒亲丧，都有相应处罚。

居丧作乐可以杖一百。

也就是说，在唐代的国家法度里，父母新丧还去宴乐，不只是失礼，而是犯罪。

虽然唐律不能直接拿来管《红楼梦》里的袭人，但延续性是存在的。且不说本书多处假托唐制，一堆现代清宫戏里的皇帝，开口闭口“我大清以孝治天下”，倒也不是编剧胡编的。

然而，一边是国家把父母之丧看得极重，另一边，贾母却觉得，跟着主子的人不能拿孝道当作不来服侍的理由，这个明显是矛盾啊。

那么，倘若主子确实离不开一个人，又该怎么办？

万历五年，也就是1577年，明代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按明朝官员丁忧的制度，他本该离职回乡，守制二十七个月。

可那时候，万历皇帝还年轻。张居正身居事实上的宰相之位，主持改革，财政、边防等许多大事都离不开他。皇帝不愿放人，于是决定“夺情”，让张居正继续留任。

所谓夺情，就是因朝廷事务需要，特许官员不按通常的丁忧规定离职。

可即便皇帝觉得国事要紧，即便张居正本人其实也很犹豫，但坚守道统的读书人却完全不买账。

吴中行、赵用贤上疏反对，艾穆、沈思孝等人也相继争论。他们认为父丧之礼不可轻废，不能因为朝廷需要，就把伦常搁在一旁。

这件事成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夺情公案，争论闹得非常大，最后张居正虽然最终仍然留任，反对者甚至受了廷杖等处罚，但在史书上，却是张居正本人被评论得相当的不堪。

张居正身为首辅，父亲死了不能回去守制，皇帝得出面作出特别安排，朝臣还为此争得头破血流。

袭人不过是个丫鬟，母亲刚去世，不来陪着主子看戏，贾母却一句话就把她的理由否了。

首辅不守孝，能闹出一场朝堂风波；丫鬟要守孝，却连争论的机会也没有。

再看贾母那句“讲不起孝与不孝”，分量就不一样了。

她不是不知道孝道的重要。恰恰相反，她正是这套孝道秩序里被儿孙供奉的人。

只是袭人不是儿孙，而是奴才。

在贾母看来，奴才服侍主子的本分，不能因为对亲娘尽孝，就自行停下来。

还是靠凤姐化解了这场不快。

王夫人已经碰了钉子，凤姐没有继续替袭人讲孝道，而是换了个理由：

今夜大观园里灯烛花炮，众人又都挤着看戏，园子里不能没人照应。何况宝玉散席回去，铺盖、茶水和夜里的零碎事情，都得有个妥帖的人张罗。

袭人最细心，所以是凤姐自己安排她留下看屋子的。倘若老祖宗一定要她来，立刻打发人去叫就是。

贾母听了，这才不再追究。

仔细想想，事情其实一点没变。

袭人还是留在园里，还是没有来赴宴。

王夫人说，因为她母亲刚去世。

贾母不满意。

凤姐说，因为她得替宝玉看屋子。

贾母就接受了。

凤姐没有替袭人争什么守孝的资格。她只是把一件人伦上的事，改说成主家内部的工作安排。

同样是不来，替自己尽孝不行，替主子办事就行。

而且凤姐说得很周全：这是我的安排，但老祖宗若不答应，我马上叫她来。

她有管家的权，却没有越过贾母的权。

凤姐这套说辞，不单妥帖，而且熨帖，贾母于是就坡下驴，主动“想起”袭人的母亲没了，自己原本还说要给些丧银。凤姐本着善于做人的原则，告诉贾母王夫人已经赏过四十两。

按说，这个小事就过去了。

但贾母却又想到了鸳鸯。

鸳鸯的母亲也去世了，只是父母远在南京，贾母没有叫她回去奔丧。如今两个丫鬟都在热孝里，正好可以作伴。

于是贾母吩咐，让袭人和鸳鸯在一处，两下里都全了礼，再送些果菜过去。

偏偏琥珀在旁边接了一句：

“鸳鸯还等着呢，早已去了。”

这一句很有意思。

原来鸳鸯早就去找袭人了。

贾母还在想着如何安排，两个丫鬟已经在一起作伴。

贾母并没有促成这次相聚。可她一开口，这件已经发生的事，就成了老祖宗体恤两个热孝丫鬟的周全安排。

贾母的这份体恤未必不真诚。她记得鸳鸯的母亲，也记得袭人的丧银，还惦记着送些果菜过去。

但在贾府，事情怎样被认可，怎样被说成一份体面和恩惠，仍然离不开主子的态度。

说到鸳鸯，还有一件事值得想想。

第四十六回，贾赦要收鸳鸯做妾，邢夫人亲自出面说合。

鸳鸯不肯，态度十分坚决，甚至当众剪发明志。贾母也发了怒，护住鸳鸯，贾赦终于没能得逞。

鸳鸯当然不是靠别人替她拿主意。她自己先站出来，拼着性命也不肯答应。

可她能够留在贾母身边，不被贾赦强行收去，终究也离不开贾母的保护。

这里的核心区别在于：

有人护着你，和你自己有权决定，是两回事。

贾母保护鸳鸯，是真保护。可鸳鸯的婚事仍然处在主子们能够插手的范围之内。她可以拼死拒绝，却没有一个谁也不能替她做主的安稳位置。

回过头来看袭人，情形又不一样。

第五十三回写到，袭人母亲去世，王夫人赏了四十两银子，贾府也安排人送殡。袭人回去送母亲安葬，办完丧事才回来。

这些照顾并不是假的。

对于一个长年在主家服侍的丫鬟来说，母亲去世能够回家送殡，有银子料理丧事，热孝里还可以留在园中，不必到前头陪宴，确实算得上宽厚。

可问题恰恰也在这里。

袭人能回家，是主家准她回去；能得四十两，是王夫人赏的；能在元宵夜不来伺候，是凤姐替她安排，贾母最终点了头。

贾府可以真心体恤她，她也确实得到了照顾。

只是这些事情，在主奴关系里，首先被说成主家的恩典，而不是袭人自己能够决定的事。

一个人若长年生活在这样的规矩里，便很容易把本该寻常的人情，看作格外难得的福气。

这便是“恩出于上”。

原本可以由下位者自己作主的事，在这套秩序里，却必须要经过上位者允许，再以恩惠的形式给回来。

贾母并没有存心演什么权术，“跟主子的人，讲不起孝与不孝”，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话。

可就是这句家常话，把天下最受尊崇的孝道，严格地分出了座次。